因為不能茍同支持奴隸制的政府，梭羅在隱居中拒絕交稅，因此短暫入獄，后來他姑媽代他交稅才得出獄。梭羅因此意識到，如果可以喚起大眾，引起足夠多的人效仿，以非暴力的形式反抗不義的法律，那政府機器--法庭和監(jiān)獄--就會因人滿為患而癱瘓。后來的甘地和馬丁·路德·金證明了梭羅所揭示的非暴力不合作是可行和有效的。直到今天，梭羅那段話仍擲地有聲、引人共鳴：“除非國家能夠承認個人是獨立于它的，比它擁有更高的權力，承認它的權力與權威都是來自個人，并因此以相應的態(tài)度對待他們，否則，這個國家永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與開明?！?/p>

關于隱逸的力量，19世紀隱居撒哈拉沙漠的法國思想家富科爾表達得更加完整。富科爾在沙漠隱居多年，最后卻為了保護當?shù)剞r(nóng)民而修筑抵抗賽努西軍隊的要塞，因此被射殺。他修筑要塞是向行武力者關門，卻是向弱者打開大門。他說，隱士不應該只筑起藩籬，讓外面的世界無法侵入，反而應該勇于突破藩籬，為增進自己與外在世界的相互理解而努力。

富科爾的話當可得到真正有力量的隱逸共鳴。20世紀60年代，放浪形骸、離經(jīng)叛道的生活方式在西方甚囂塵上，法國思想者莫頓卻在隱居中發(fā)出警告：人的自由，并非單單通過拋開一切約束和社會責任、生活在離群與自戀中就可以獲得，相反，這樣做只能讓人類發(fā)揮自由和實現(xiàn)自我的能力受到完全的破壞。他將自己的隱士生活稱作“一種反抗”，因為“在我森林的屋子里，我反抗戰(zhàn)爭，反抗一切”。他渴望與世隔絕，潛心于自己真正想做且應該做的事，但他也承諾，“在有必要的時候，我會從那里出來，幫助別人”，正如他的前輩圣安東尼，后者隱居沙漠20年后重回世界，幫助那些需要他的人；又好比帕拉馬斯的格拉高利，他大部分人生在孤獨中度過，但在生命的最后階段，卻重回城市，出任塞薩洛尼基的大主教，為對抗社會的不義而戰(zhàn)斗。

一棵樹能夠獻上的最大的榮耀，就是活得像一棵樹。以一棵樹的角度指向天空，就是隱逸的力量。如果一定要分解，可以用兩個元素概括隱逸的力量：羞恥感與正義感--羞恥感讓他們無為，正義感讓他們無不為。請允許我用一個精妙的古希臘神話來結束此文。宙斯派赫爾墨斯將兩件禮物帶給人類：一件是羞恥感，一件是正義感。赫爾墨斯問宙斯，是否應該將這兩件禮物只分配給其中一些人，就像木匠或商人的才能一樣？宙斯的回答是不，一個社會只需要一部分人是木匠或商人，但需要每個人都有羞恥感和正義感，否則這個社會注定是維持不下去的。因此，應該把羞恥感和正義感分配給所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