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看到奧普曼·威茨格爾的更大變化了：他偷了一本《布萊希特詩集》拿回家讀。這個行動比他違反規(guī)定干涉被監(jiān)視者的生活還要致命得多！他躺在自己家的沙發(fā)上讀著從作家床下偷來的詩集中的《憶瑪麗亞》：“初秋九月的每一天都是藍色的，年輕挺拔的樹干向上伸展，就像愛情一樣茂盛生長。我們頭頂著美麗潔凈的天空，一朵云慢慢移動著，它是那樣潔白無瑕：只要你從心底相信，它就會一直在你身邊?！弊x詩這個行動不僅說明奧普曼·威茨格爾這個螺絲釘會違反機器的指令而按照自己的意志轉(zhuǎn)動，它有詩的感覺，它還會思想！這就要出事了。對于極權(quán)主義下生活的人來說，思想作為動詞在這里對于考察一個人的生存有著至關(guān)重要的意義。漢娜·阿倫特在考察了納粹的極權(quán)主義性質(zhì)和集中營殺人犯艾克曼的平庸性質(zhì)后提出了“平庸的邪惡”的概念。她指出：“在罪惡的極權(quán)統(tǒng)治下，（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災(zāi)難可以遠勝于人作惡本能的危害的總和。這就是我們應(yīng)當(dāng)從耶路撒冷得到的教訓(xùn)。”在《別人的生活》中我們看到奧普曼·威茨格爾具有了解別人的愿望和思考的能力、思考的興趣。在我看來，不是同情、憐憫、善良這些道德感，而是由于認真和精神的勇敢，由于思想的辛勤導(dǎo)致了他大腦中意識形態(tài)的鋼筋混凝土板塊出現(xiàn)了裂縫。正是由于這點思考的勇氣和勤勞，他原本對工作的認真、思維的邏輯性和縝密都成了他思想的火花點燃之后的燃料。奧普曼·威茨格爾這點要思考的性格偏好是害了他或者說救了他的生活的根本原因。

思想著的人是有詩意的。他們和懶惰、逃避或者死心塌地秉持犬儒主義過日子的人是大有差別的。我們看到奧普曼·威茨格爾有了進一步的變化，在酒吧里遇到剛剛跟作家爭論過的女演員克麗斯-瑪麗亞，他以一個仰慕她的觀眾的身份對她說，她正在做的不是一個好買賣。他還真誠地對克麗斯-瑪麗亞說，你撒謊的時候就像另一個人。我們看到，威茨格爾在國家機器給的任務(wù)之外，在違反國家機器意志的情況下，慢慢地進入了別人的生活。第二天早晨他來到作家樓上的監(jiān)聽閣樓，同事告訴他昨天那個女演員出去之后不到20分鐘就回來了，后來他們做愛了。觀眾知道，那20分鐘就是他跟女演員在酒吧談話的那段時間。聽到這個匯報，奧普曼·威茨格爾只是說了一句：很好的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