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飛機出動，飛過一個村子，尋找目標，然后再飛回來扔炸彈。用于空襲的飛機是俄國制造的四個發(fā)動機的安托諾夫An-12，這種飛機原本不是戰(zhàn)斗機，而是運輸機，沒有彈道和任何投彈裝置，‘炸彈’由炸藥和霰彈混雜制成，裝在陳舊的油箱里。飛機的后部裝卸臺在飛行時是敞開的，他們就在飛機上將‘炸彈’放在地板上挪移到那里，然后推出去。這些自由落體的簡陋炸彈，從軍事角度看一點用處也沒有，因為它們根本就不能進行目標轟炸，但是對于固定的民居目標，它們卻具有嚴重的破壞作用。軍隊的每個士兵在接受過一點點訓練之后就可以操縱這些炸彈，它們被當做專門對付民眾的恐怖武器。一旦安托諾夫運輸機擊中了目標，戰(zhàn)斗直升機和米格轟炸機便隨之而來，用機關槍和導彈攻擊所有大型目標，例如始終未受到戰(zhàn)火破壞的學校和倉庫。目標很清楚，就是徹底摧毀?！?

空襲之后，暴力仍未結束，而是剛剛開始。用馬匹、駱駝或豐田越野車裝備起來的牧民武裝部隊將村子翻個底朝天，燒殺搶掠，強奸婦女，殺死尚存的村民。

2003年7月，西部蘇丹的達爾富爾種族屠殺就這樣開始了，而且一直持續(xù)到今天。我們所聽說的這場發(fā)生在“阿拉伯騎兵”和“非洲農民”之間的種族沖突，在日益關切的注目下，漸漸顯現為一場政府對人民的戰(zhàn)爭，而氣候轉變在其中發(fā)揮了關鍵作用。從人種上看，達爾富爾是阿拉伯人和非洲人聚居之地，阿拉伯人一般令人聯想到游牧的生活方式，而非洲人則令人聯想到農民。更加復雜的是，土著阿拉伯人和那些19世紀才遷入的阿拉伯人又區(qū)分開來，后者主要是傳教士和商人。正如社會學家杰拉德·普魯尼所言，奴隸販子和象牙販子加入到這些可謂殖民性質的外來精英集團之中，他們征服了達爾富爾，與土著的阿拉伯人平起平坐。雖然這些人是外來的征服者，他們最終卻與當地的土著融為一體，時至今日，他們還保持著特權階層的地位。

因殘暴而聲名狼藉的牧民武裝部隊出現于20世紀80年代末矛盾重重的達爾富爾，扮演著介于土匪和聽命于政府的打手隊之間的角色。這支民兵組織招募路匪、退伍軍人、被赦免的罪犯、失業(yè)的年輕人以及“與‘非洲’鄰居因土地發(fā)生沖突的年輕族裔，大多是較小支的阿拉伯族裔”。這些人得到的酬勞如下：“一個步兵每月79美元，如果他有一匹馬或者駱駝，則每月117美元。識字的軍官每月最多可以掙到233美元?！?武器是發(fā)到他們手上的。

和十年前的盧旺達一樣，充滿民族仇恨而進行大屠殺的兇手絕不是一時沖動行事，他們是“組織嚴密、高度政治化和軍事化的群體”。至今已有20至50萬達爾富爾平民成為他們手下的犧牲品，最晚從1984年達爾富爾發(fā)生的大饑荒開始，這里的暴力便與生態(tài)問題緊密地聯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