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歐陽修說太宗好名,特別是好身后之名,其間的細故,除了人性的通病無法克服之外,便是得國時的做賊心虛使然。
在傳統(tǒng)中國的權(quán)謀詐術(shù)中,早就有這么一說:正人行邪法,邪法亦正;邪人行正法,正法亦邪。意思是說所謂的手段其實并無正義和邪惡的區(qū)分,之所以會有正義和邪惡的差別,主要是因為其行為主體的不同屬性造成的。同樣是一把殺人的刀,在壞人的手里,就是兇器,在好人手里,就是主持正義的力量。如何讓邪惡的行徑轉(zhuǎn)正,首先便得把己方的行為包裝成正義的行為。唯有把己方的行為包裝成正義的行為,方能使自己變成當(dāng)然的好人。反之,如果自己是一個當(dāng)然的好人,那么自己的行為自然就是正義的行為。
這大概就是太宗一心向“善”并汲汲于身后善名的緣由了。
其實太宗皇帝一生的最大慚德,除了以非法手段登上帝位之外,便數(shù)他對歷史的公然踐踏?!顿Y治通鑒》卷第一百九十七便有這樣的一段記載:初,上謂監(jiān)修國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鄙显唬骸半拗疄樾?,異于前世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為后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
太宗要看檔案記錄,這是對史官獨立制度的公然破壞,太宗皇帝為自己找出的破壞理由是“知前日之惡,為后來之戒”,也就是知錯能改或就錯改錯。
太宗皇帝的理由顯然是站不住腳的,諫議大夫朱子奢便委婉上言:“陛下圣德在躬,舉無過錯,史官所述,義歸盡善。陛下獨覽《起居》,于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竊恐曾玄之后或非上智,飾非護短,史官必不免刑誅,如此,則莫不希風(fēng)順旨,全身遠害,悠悠千載,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觀,蓋為此也?!敝斓囊馑际谴_保史官的獨立性,使史官不至于淪為當(dāng)權(quán)者的吹鼓手,才能確保史書的真實性。
然而,太宗并不理會。于是房玄齡只得與許敬宗等人推倒了原始記錄,重新書寫。于是唐代的官修《國史》和《實錄》不復(fù)原來的樣子,于是,一個又一個朝代的官修《國史》和《實錄》,亦不復(fù)有真實的樣子。后來的那些個獨夫民賊的混淆是非、顛倒黑白,正自太宗皇帝始,太宗皇帝的所作所為,可以說是為往后的偽歷史開了一個極其惡劣的頭。在這么一件大是大非的政治事件面前,令人遺憾的是,卻不見了一向以能言敢諫出名的賢相魏徵的聲音。
后來,魏徵的五世孫魏謨?yōu)槲淖诨实鄣钠鹁由崛?,正好負?zé)《起居注》的記錄工作。文宗皇帝向他索要《起居注》看,魏謨便奏道:“古置左右史,書得失,以存鑒戒。陛下所為善,無畏不書;不善,天下之人也有以記之?!被实蹍s說:“不然,我既嘗觀之?!蔽褐冋f:“向者取觀,史臣為失職,陛下一見,則后來所書必有諱屈,善惡不實,不可以為史,且后代何信哉?”于是,這位并無多少賢名的君主就此便打消了再次觀看《起居注》的念頭。
在對待史官的獨立性工作的尊重上,號稱賢君的太宗皇帝還不如他那位碌碌無為的后代子孫;在確保史官的獨立性工作上,號稱賢相的魏徵同樣不如他那位籍籍無名的后代子孫。
因為有唐太宗那樣的大明君肇其始,后來的效法者更有藉詞了,太宗皇帝碰得,別人自然也碰得,獨裁者們的身后聲名,從此無須仰賴他人了。自宋代開始,史官們無一例外,均將《起居注》進呈皇帝本人御覽,后來這樣的討好還成為一種制度性的儀式。明代的皇帝則直接參與《起居注》的指導(dǎo)工作,清代亦如是,可以說,到明、清兩代,所謂的《起居注》,已經(jīng)成了徹頭徹尾的帝王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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