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去封建之世近，加以經(jīng)濟上的不平等，所以奴婢之?dāng)?shù)極多，奴婢有官有私。官奴婢是犯罪沒入的，私奴婢則因貧而賣買。當(dāng)時兩者之?dāng)?shù)皆甚多。卓王孫、程鄭，都是以此起家的。所以《史記·貨殖列傳》說“童手指千”，則比千乘之家。甚而政府亦因以為利。如晁錯勸文帝募民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以拜爵。武帝募民入奴，得以終身復(fù)，為郎者增秩。又遣官治郡國算緡之獄，得民奴婢以千萬數(shù)。前后漢之間，天下大亂，人民窮困，奴婢之?dāng)?shù)，更因之而增多。光武帝一朝，用極嚴的命令去免除它。均見《后漢書·本紀》。然而奴婢的原因不除去，究能收效幾何，也是很可疑惑的。

因去封建之世近，所以宗法和階級的思想，很為濃厚。大概漢代家庭中，父權(quán)很重。在倫理上，則很有以一孝字，包括一切的觀念。漢儒說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jīng)》”，在諸經(jīng)之傳中，對于《孝經(jīng)》和《論語》，漢時除五經(jīng)之外，其余后世所稱為經(jīng)的，都稱為傳。非專門治經(jīng)的人，都把《孝經(jīng)》、《論語》教他。便專門治經(jīng)的人，亦多從此兩書而入。特別看重，就是這個道理。在政治上，則對于地方官吏，還沿襲封建時代對于諸侯的觀念。服官州郡的，稱其官署為本朝。長官死，僚屬都為之持服。曹操、張超的爭執(zhí)，在我們看來，不過是軍閥的相爭；而臧洪因袁紹不肯救張超，至于舉兵相抗，終以身殉，當(dāng)時的人，都同聲稱為義士。然而漢朝人也有漢朝人的好處。因其去古近，所以有封建時代之士，一種慷慨之風(fēng)。和后世的人，惟利是視，全都化成漢人所謂商賈者不同。漢代之士，讓爵讓產(chǎn)的極多，這便是封建時代輕財仗義的美德。其人大抵重名而輕利，好為奇節(jié)高行。后漢時代的黨錮，便是因此釀成的。至于武士，尤有慷慨殉國之風(fēng)。司馬相如說：當(dāng)時北邊的武士，“聞烽舉燧燔”，都“攝弓而馳，荷戈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后”。這或許是激勵巴蜀人過當(dāng)?shù)脑?，然而?dāng)時的武士，奮不顧身的氣概，確是有的。我們只要看前漢的李廣，恂恂得士，終身無他嗜好，只以較射赴敵為樂，到垂老，還慷慨，愿身當(dāng)單于。其孫李陵，更能“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司馬遷說他有“國士之風(fēng)”，真?zhèn)€不愧。他手下的士卒五千，能以步行絕漠，亦是從古所無之事。這都由于這些“荊楚勇士，奇材劍客”，素質(zhì)佳良而然。可見當(dāng)時不論南北人民，都有尚武的風(fēng)氣，所以后漢時，班超能以三十六人，立功絕域。一個英雄的顯名，總借無數(shù)無名英雄的襯托。我們觀于漢代的往事，真不能不神往了。

因武士的風(fēng)氣還在，所以游俠也特盛。游俠，大約是封建時代的“士”。封建制度破壞后，士之性質(zhì)近乎文的則為儒，近乎武的則為俠?？鬃釉O(shè)教，大約是就儒之社會，加以感化；墨子設(shè)教，則就俠的徒黨，加以改良。所以古人以儒墨并稱，亦以儒俠對舉。墨者的教義，是舍身救世，以自苦為極的。這種教義，固然很好，然而決非大多數(shù)人所能行。所以距墨子稍遠，而其風(fēng)即衰息。《游俠列傳》所謂俠者，則“已諾必誠；不愛其軀，以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仍沿襲其武士的氣概。然而生活總是最緊要的問題。此等武士，在生產(chǎn)上，總是落伍的，既已連群結(jié)黨，成為一種勢力，自不免要借此以謀生活。于是就有司馬遷所謂“盜跖之居民間者”。仁俠之風(fēng)漸衰，政治上就不免要加以懲艾；人民對他，亦不免有惡感。而后起的俠者，就不免漸漸地軟化了。讀《漢書·鄭當(dāng)時傳》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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