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都市的繁榮相副的是交通的進步。當孔子之世，從吳都往邾國至快的行軍要走三個月。但當戰(zhàn)國初年，從魯都往楚鄢郢，個人的旅行，十晝夜便可抵達。這種進步似乎不由于運輸工具上的新發(fā)明，而由于道路的開辟。而道路的修治多半由于軍事上的需要。我們可以推想當春秋戰(zhàn)國之際，我國在交通上曾起過一次大革命；許多國家，為侵略用兵的便利，都“塹山填谷”，以修筑新道路。此事雖然史無明文，但我們從下引戰(zhàn)國人所傳的兩件故事可以得到一點消息：（一）中山國在今滹沱河以北有一部落叫做■繇，智伯想滅掉它，卻無路可通。于是鑄了一個大鐘，用兩輛駢列的大車載著，要送給■繇的君長。這君長于是“塹岸堙谷”，開路迎鐘。智伯的軍隊卻跟在大鐘后面，把■繇滅掉。（二）秦惠王想滅蜀，但山路險阻，兵路不通。于是雕了一只大石牛，每天派人秘密在它后面放一堆黃金，揚言石牛便金。他把這異寶贈給蜀侯。蜀侯于是“塹山填谷”，開路以迎石牛。秦惠王的軍隊，卻跟在石牛后面，把蜀滅掉。這兩件故事雖然未必全真，至少反映戰(zhàn)國人對軍事影響交通的認識。

顧名思義，戰(zhàn)國時代的特色乃在戰(zhàn)爭。這時代的戰(zhàn)爭，在質量上都大變春秋的舊樣。第一，直至春秋末年，最大的晉、楚兩國，其兵力不過四千乘左右，以一乘戰(zhàn)士十人計算，也不過四萬人，再加一倍也不到十萬人；而戰(zhàn)國的七雄中秦、楚、齊、趙，各有“帶甲百萬”以上，韓、魏、燕的兵力也各不下六十萬。第二，春秋時代的國防，其初只注意首都，后來才陸續(xù)給近邊沖要的邑筑城。但除了少數有城的都邑外，其余的地方，敵國的軍隊可以隨時通過，如入無人之境。但在戰(zhàn)國時代，各國當敵的邊境都筑起長城和堡壘，這表明國際的生存競爭已到了絲毫不能放松的地步了。第三，在春秋時代，征戰(zhàn)的目的以取俘奪貨，屈敵行成為常例；以占奪土地，殘殺敵人為例外。在戰(zhàn)國時代，則征戰(zhàn)的目的以占奪土地，殘殺敵人為常例，而僅只取俘奪貨，屈敵行成為例外。國家對兵士，以首級論功，每次戰(zhàn)爭動輒斬首十萬八萬，甚至二十萬，甚至一坑四十萬。我們的辭典中最兇殘的“屠城”一詞是在戰(zhàn)國時代出現的見《荀子?議兵篇》。“師之所處必生荊棘”，“大兵之后必有兇年”，都是這時代人形容戰(zhàn)禍的實話。第四，戰(zhàn)爭工具在這時代也大有進步：以前的兵器全是用銅的，此時已漸漸的代以鐵和鋼；以前純用車戰(zhàn)，只適宜于平原，而不適宜于山險，調動也很遲緩，此時則濟以騎兵和步卒。此外攻城有“云梯”的器械，舟戰(zhàn)有“鉤拒”的器械，都是戰(zhàn)國初年，魯國一個大工匠公輸般所發(fā)明的。第五，戰(zhàn)爭的技術在戰(zhàn)國時代日益專門化了。當春秋之世，各國的軍事領袖都是兼管民政的封君，純粹的武將是沒有的。戰(zhàn)國初期大政治家像李悝、吳起、商鞅……都是能帶兵出陣的，但自此時以降，文武漸漸分途。專門的名將如孫臏、穰苴、白起、王翦、廉頗、李牧等相繼出現。專門化的趨勢并且及于至少一部分常備的兵士。他們合格的標準已被提高。他們所受的訓練，也更加繁重。他們和臨時征發(fā)農民充當的兵卒已有天淵之別。從上引荀卿所說魏國的武卒可見一斑。因為統(tǒng)治者對軍士的重視，民間也開始有結合團體，專習武技或兵法以供統(tǒng)治者選用的。這類團體中最著名的是墨翟所領導的“墨者”們，下文再將敘及。軍事專門化之另一表征是兵書的撰著。我國重要的“武經”，如吳起的《吳子》、孫臏的《孫子》、穰苴的《司馬法》、墨家的《備城門》等五篇和尉繚的《尉繚子》全是戰(zhàn)國時代的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