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義和拳挺進京津

義和拳進占涿州并逐步破壞鐵路逼近豐臺后，京畿形勢陡然緊張了起來。5月29日，清廷發(fā)布一道口氣嚴厲的上諭，命剿殺拒不解散的義和拳，這是清廷第一次對義和拳使用“剿”的口吻。但在5月30日，刑部尚書趙舒翹、順天府尹何乃瑩上奏朝廷請求增兵彈壓的時候，又說義和拳“誅不勝誅，不如撫而用之，統(tǒng)以將帥，編入行伍，因其仇教之心，用作果敢之氣，化私忿而為公義，緩急可恃，似亦因勢利導之一法”，旨在“約束不令滋事”。

從這點來看，趙舒翹、何乃瑩的奏折仍未脫離“剿撫兩用，以撫為主”的本意， 其目的是防范事態(tài)的擴大而不是一味鎮(zhèn)壓。在隨后的幾天中，朝政似乎被載漪等守舊派所掌握，特別在御史許佑身彈劾淶水縣令祝芾“慫恿帶兵官楊福同誘殺十余人”后，清廷反發(fā)布上諭稱：“近畿一帶派出之帶勇員弁辦理不善，甚至縱容兵勇，以查拿拳匪為名，擇肥而噬，勒索鄉(xiāng)愚，以致閭里騷然，良民不能安堵”，令“裕祿嚴飭帶兵各員及地方文武，查明實在滋事拳匪，指名拿辦。倘或任意株連，借端訛索，波及無辜，即當從嚴懲辦?！?/p>

在觀察了幾天后，局勢仍未有平息的跡象，清廷遂于6月5日命趙舒翹與何乃瑩前往涿州進行“宣布曉諭”，勸導拳民們“一齊解散，各安生業(yè)”。從清廷當時剿撫不定的上諭來看，這時的口氣似乎已經(jīng)軟化不少。從決策的程序來看的話，當時清廷派趙舒翹等人前去涿州，可能是派去實地調(diào)查義和拳的情況，然后再作實質(zhì)性決策。

很不巧的是，就在這一天，義和拳數(shù)千人向駐扎在高碑店的楊慕時部發(fā)動攻擊，雙方發(fā)生激烈沖突，義和拳死傷一百多人。而在第二天（6月6日），義和拳在燒毀落垡車站時，又與奉命前去保護鐵路的聶士成部發(fā)生沖突，義和拳同樣是死傷慘重，由此也與這支新軍軍隊結下了深仇大恨，這使得后來的局勢更為撲朔迷離。

隨著局勢的惡化，榮祿再也坐不住了，他在5月底銷假回朝。盡管他在上朝后一日連上七道奏折，但力挽狂瀾的最好時機已經(jīng)失去了。6月6日，在榮祿的再三懇求下，慈禧太后當晚便召集各王公大臣，以討論當時的緊急形勢。在這個會議上，端王載漪、剛毅、啟秀等人聲稱義和拳是“忠心于國之人，如與以上等軍械，好為操練，即可成有用之勁旅，以之抵御洋人，頗為有用。”

很難說當時載漪等人是出于自己集團利益的考慮還是不了解事實的真相，他們在會議上的強烈表態(tài)和眾口一詞讓其他大臣不敢表達自己的看法。為人圓滑的軍機大臣、大學士王文韶便在會上未置一詞，而榮祿稍表異議，便立刻遭到載漪等人攻擊，這次會議幾乎被“仇洋”的一派官員所控制。

盡管如此，榮祿的立場對慈禧太后還是有很大的影響，另外，趙舒翹前往涿州實地調(diào)查尚未回來，因此她不能立刻做出決策，于是6月6日的上諭和之前的上諭精神基本相似，并沒有在剿和撫之間做出決斷。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軍機大臣、大學士剛毅擔心“趙舒翹或戾己意，自請繼往”，隨后他主動請纓，要求前去涿州、保定一帶招撫拳眾，并乘機在趙舒翹回報朝廷之前將他的嘴堵上。事實上，趙舒翹到涿州后，看到義和拳“皆市井無賴，乞丐窮民，殊不足用”，本已經(jīng)灰心喪氣。但剛毅來后，義和拳在他面前表演神功，剛毅深信不疑，殊不知這只是義和拳的一個把戲。等到剛毅和趙舒翹等人會合，剛毅“力言拳民可恃”，而何乃瑩則“唯唯從命”，趙舒翹雖然心里反對，但因為自己進入軍機處是靠剛毅的推薦，于是也只好聽從了剛毅的意見，回京后含糊其辭的復命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