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列強的聯(lián)合海軍示威為后來事態(tài)的惡化開了一個極壞的先例，因為各國公使們認為這次外交的勝利完全是來自于武力的威脅，而由此也變得更加迷信武力。在他們看來，對于清廷這種頑固不化的政府，與其和他們進行耐心而有禮貌的外交談判，倒不如直接施以高壓來得更為有效。后來的事實證明，外國公使們在調(diào)派使館衛(wèi)隊進京和西摩爾聯(lián)軍的入侵，和這次有關上諭的反復沖突是有著直接關系的。

在另一方面，這次的事件也使得清廷對外國勢力對中國事務的干涉報以了極大的戒心。在甲午戰(zhàn)爭的慘敗和德國公然侵占膠州灣事件后，清廷為了在國人面前有所交代，必須在公開的場合以強硬的姿態(tài)維護已是傷痕累累的國家尊嚴。正如清廷在一道諭旨中指出的：“近來各省督撫，每遇中外交涉重大事件，往往預梗一和字于胸中，遂至臨時毫無準備。此等錮習，實為辜恩負國之尤。茲特嚴行申諭：嗣后儻遇萬不得已之事，非戰(zhàn)不能結局者，如業(yè)經(jīng)宣戰(zhàn)，萬無即行議和之理。各省督撫必須同心協(xié)力，不分畛域，督飭將士殺敵致果。和之一字，不但不可出于口，并且不可存諸心”。特別在“三門灣事件”后，清廷似乎增加了對抗外國勢力的信心，雖然那次外交的勝利可能僅僅是出于偶然。

另外值得重視的是，在戊戌變法被扼殺后，慈禧太后身邊聚集了一批反洋務的守舊大臣，他們在不了解外部世界的情況下，往往激于義憤而反抗洋人的霸道，而多年的儒家傳統(tǒng)則令他們感到民心民氣的重要性，這多多少少會使得清廷在對外決策中偏離理性的軌道，由此帶來的后果也將在后來的事實中得到證明。值得特別指出的是，以端王載漪為中心的滿族親貴小集團，他們在仇洋的同時，其實是夾帶有自己的私利---這就是試圖將主張維新并得到外國支持的光緒皇帝趕下臺，他們利用義和拳是有自己的小算盤的，但他們對義和拳所導致的無序和混亂后果顯然是極為無知。

另外，以慈禧太后為代表的清廷無法回避的一個問題是，作為異族統(tǒng)治的滿族親貴集團在甲午戰(zhàn)爭后名譽掃地，在面對外國勢力的緊逼下又束手無策，這無疑會激起廣大漢人的憤怒和強烈不信任。因此，清廷對于剿匪問題一時間也難以痛下決心，終究還是以區(qū)分良莠的辦法安撫拳民，以防激起民變，最終形成無可收拾的局面。

令人咋舌的是，在這場危機并沒有得到真正解決的情況下，北京的這些外國公使們卻并不為此感到擔憂。在經(jīng)過了幾個月的緊張對峙后，在華外交官和他們的家屬們當時最盼望的便是何時開始他們的暑期度假。日本使館的武官柴五郎在給國內(nèi)的秘密報告中說，他簡直不能相信，公使們一方面表示對拳會的擔憂，但另一方面卻在饒有興致地討論到何處度假的計劃；他們大談租度假房的問題，同時又說要將在大沽口外的海軍抽調(diào)一批使館衛(wèi)隊進京，這豈不是成了笑話？好像是請使館衛(wèi)隊進京留守，公使們便可以心安理得地去度假。

日本武官柴五郎以一個亞洲人的邏輯，推斷出這些歐美外交官過于的幼稚而且各自心懷鬼胎。后來的事實也也證明，當時這些外國公使的確是對華外交的“門外漢”，他們對于之后的悲劇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