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英法比較為例更為妥當。18世紀之初，英國擊敗了法王路易十四，彼時法國做出的初始回應是，將自己變革為英國那樣的國家。法國素有自視高人一等的傳統(tǒng)，巴黎的精英因而相信，法國不久就會與英國并駕齊驅(qū)，并超越它。伏爾泰曾諄諄告誡：“我們在很多方面是英國的門徒，我們應該不再自視為與師傅勢均力敵?！比欢?，將法國變革為英國那樣的國家，是一項遠比預想要困難得多的事業(yè)。法國在18世紀中葉的“七年戰(zhàn)爭”中慘敗，被迫將印度屬地和北美屬地割讓給英國，導致巴黎的精英們從親英（Anglophilia）轉(zhuǎn)向反英（Anglophobia）。

1898年，光緒皇帝在與日本的伊藤博文會談時，其言辭比伏爾泰更為言不由衷：“當前形勢所迫，我國不得不進行改革。我們愿意聆聽閣下的意見，我們請求閣下向總理衙門的王公大臣們詳述改革的進程和可能性，并向他們提出建議?！北藭r，中國留學生紛紛涌向日本，中國從日語中吸收了很多西方知識和詞匯。然而，將中國變革為另一個日本遠比預想困難得多。1915年的“二十一條”使得中日從鄰居變成了死敵。凡爾賽會議決定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zhuǎn)讓給日本，進一步加強了中國民眾關于日本是掠奪者的共識，成為1919年5月4日中國大眾民族主義怒潮迸發(fā)的導火索。

此后，日本吞并滿洲和發(fā)動殘暴的侵華戰(zhàn)爭，使這一怒潮愈演愈烈，且從未停息過。如“釣魚島事件”所表明的，時至今日，日本仍然能夠激起全球中國人自發(fā)的反日情緒，不管他們在哪個國家里生活。我確實相信，與日本的敵對，也只有與日本的敵對，才能夠?qū)⒔^大多數(shù)中國人團結為一個某種意義上的中華民族。

我們很容易理解為什么日本能夠激起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但不那么容易認識到中國民族主義為什么不能為其他敵對情緒或更為積極的因素所激發(fā)。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至今，中美之間在過去幾十年里不乏恩恩怨怨，但我不相信所謂根深蒂固的反美情緒能夠廣泛傳播到首都北京的思想庫之外。更為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國領導人無須從民族主義中汲取任何乃至象征性資本，以民族主義取代共產(chǎn)主義來證明繼續(xù)統(tǒng)治的正當性。也許部分解釋在于，中國共產(chǎn)黨緣起于“五四運動”的洪流之中。

“五四”是一個希望和探索的時代，同時也是厭棄和否定的時代，即厭棄儒教社會的家長制性質(zhì)，否定儒教傳統(tǒng)與中國現(xiàn)代化的相關性。中國知識精英試圖與昔日一刀兩斷，開辟一條嶄新的道路。設若孫中山能夠繼續(xù)其建立民主的民族國家的宏偉計劃，中國的精英或許會幫助他逐漸建立起新的中國認同。然而，袁世凱及其繼任者關閉了這條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