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九歲喪父……當時家里的悲慘情況實在難以形容。我家無依無靠，沒有勢力，很快成了大家污辱和虐待的對象。

這樣一個出身的人，不會不知道下層大眾所遭受的苦難。在一個省的全部范圍內(nèi)發(fā)生了大旱災，情況嚴重到什么程度，他心里不會沒底。但他認為：可能有旱災，但不會這么嚴重。于是書生們上了當，以為委員長是官僚主義。其實在夢中的是書生，清醒的是委員長。那么為什么心里清楚說不清楚呢？明白情況嚴重而故意說不嚴重呢？這是因為擺在他面前的，有更多的，比這個旱災還嚴重的混沌不清需要他理清楚處理妥當以致不犯歷史錯誤的重大問題。須知，在東方餓死三百萬人不會影響歷史。這時的委員長，已不是一個鄉(xiāng)巴佬，而是一個領袖。站在領袖的位置上，他知道輕重緩急。當時能導致歷史向不同方向發(fā)展的事情大致有：一、中國的同盟國地位問題。當時的同盟國有美、英、法、蘇、中等。蔣雖是中國的領袖，但同盟國的領袖們坐在一起開會，如開羅會議，蔣就成了一個普通人，成了一個小弟兄，成了一個無足輕重的人。大家在一起，似乎羅斯福、邱吉爾、斯大林，都不把蔣放在眼里。不把蔣放眼里，就是不把中國放到眼里。由此一來，在世界戰(zhàn)局的分布上，中國就常常是戰(zhàn)略的受害者。而中國最窮，必須在有外援的情況下才能打這場戰(zhàn)爭，所以常常受制于人，吃啞巴虧；帶給蔣個人的，就是仍受“侮辱和虐待”。這是他個人心理上暗自痛恨的。二、對日戰(zhàn)爭問題。在中國正面戰(zhàn)場，蔣的軍隊吸引了大部分在華日軍；雖然不斷丟失土地，但從國際戰(zhàn)略上講，這種牽制本身，就給其他同盟國帶來莫大的利益；但同盟國其他領袖并沒認清這一點或是認清了這一點而故意欺辱人，所給的戰(zhàn)爭物資，與國民黨部隊所擔負的牽制任務，距離相差非常大；從國內(nèi)講，國民黨部隊在正面戰(zhàn)場牽制日軍，使得共產(chǎn)黨在他的根據(jù)地得到休養(yǎng)生息，這是蔣的心腹大患，于是牽涉到了對共產(chǎn)黨的方針。蔣有一著名的理論，“攘外必先安內(nèi)”。這口號從民族利益上講，是狹隘的，容易激起民憤的；如果從蔣的統(tǒng)治利益出發(fā)，又未嘗不是一個統(tǒng)治者必須采取的態(tài)度。如只是攘外，后方的敵人發(fā)展起來，不是比前方的敵人更能直搗心臟嗎？關于這一方針，他承受著巨大的國際、國內(nèi)壓力。三、國民黨內(nèi)部、國民政府內(nèi)部各派系的斗爭。蔣曾很后悔地說：北伐戰(zhàn)爭之后，我不該接受那么多軍閥部隊。一九四九年后說：我不是被共產(chǎn)黨打倒的，我是被國民黨打倒的?？梢娝饺招那?。四、他與他的參謀長——美軍上將史迪威將軍，發(fā)生了嚴重的戰(zhàn)略上和個人間的矛盾，這牽涉到對華援助和蔣個人在美國的威信問題。史迪威已開始在背后不體面地稱這位中華民族的領袖為“花生米”——以上所有這些問題，包括一些我們還沒覺察到而蔣在他的位置上已經(jīng)覺察到的問題，都有可能改變歷史的方向和寫法，這時，出現(xiàn)了一個地方省(當時全國三十多個省)的旱災，顯得多么無足輕重。死掉一些本就無用、是社會負擔的老百姓，不會改變歷史的方向；而他在上層政治的重大問題上處理稍有不慎，歷史就可能向不利于他的方向發(fā)展，后來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就證明了這一點。上述哪一個重大問題，對于一個領袖來講，都比三百萬人對他及他的統(tǒng)治地位影響更直接，更利益交關。從歷史地位上說，三百萬人確沒有一?！盎ㄉ住敝匾Ｋ?，他心里清楚旱災，仍然要說：可能有旱災，但不會那么嚴重。于是他厭惡那些把他當傻瓜當官僚以為他不明真相而不厭其煩向他提供真情況的人，特別是那些愛管閑事、愛干涉他國內(nèi)政的外國人。這就是蔣委員長此時此刻的心境。當然，這是站在蔣的立場上考察問題；如果換一個角度，當我們站在幾千萬災民的立場上去考察，就覺得蔣無疑是獨夫民賊，置人民的生死于不顧了。世界有這樣一條真理：一旦與領袖相處，我們這些普通的百姓就非倒霉不可。蔣的這種態(tài)度，使受災的幾千萬人只有吃樹皮、稻草、干柴和“霉花”，而得不到一個政府所應承擔的救濟、調(diào)劑和幫助義務。于是，人口在大面積死亡。但這不是事情最重要的部分，事情最重要的部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