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他在對歐洲和美國進行巡游時，面對那些令人驚訝的輝煌成就，他憑借著自己那成熟的判斷力，甚至得出了一個無比誠摯的最終觀點，那就是盡管中國在物質(zhì)上遠遠不如“蠻夷”并且因此而遭到羞辱，但是中國文明構(gòu)建的生活科學比任何“蠻夷”的社會都要更加合理化，都要更加人性化。正是通過比較性的觀察，他才形成了這個判斷，這一判斷和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國人民那本能的、堅定不移的信仰相一致。我們會受到無論何種關(guān)于李鴻章生活的記載的誤導，并錯誤地認為他的這個判斷不足以解釋這樣的一個事實，即他對道德哲學的無比忠誠，一直隱藏在他坦言對西方機械科學的熱情的背后，隱瞞在他所承認的這個熱情推動著他所接受的這些科學的最強動力的背后。這個道德哲學體系比希臘和羅馬的哲學體系更穩(wěn)固，不是建立在軍事化手段下的文明，它經(jīng)歷了時間的考驗，而且從來不曾被征服，也不可能被征服。在為了尋找不可能出現(xiàn)的妥協(xié)的道路中，他也曾勤勤懇懇地購置過輪船和槍炮；不過在他生命的最后時光里，他仍然讓自己的信仰最終堅定地根植于中國的故土上，而且堅定地毫不動搖。關(guān)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他那更詳盡的著作里找到證據(jù)。

倘若歐洲傳記作者想要仔細地研究這位中國著名的政務活動家終生從事的事業(yè)，那么他或許會遇到相當棘手的問題，理由是直到現(xiàn)在為止，尚無任何對于此人的生平的精確的敘述出現(xiàn)在中國。那些關(guān)于他的情況的資料都散佚在他的奏折、帝國的法令以及國家的文件里，而且中國官方的修飾者已經(jīng)對這些資料進行了或多或少的破壞，因為他們想戴著有色眼鏡去“改造歷史”，這種改造不是基于事實，而是要按照統(tǒng)治者的意愿和將來的需要來記錄歷史。作為朝代的編年史，這些資料和現(xiàn)實世界或許很少甚至根本沒有關(guān)系，其作用只是為官員們描繪出了心目中所謂的世界，那些只會在討論國家大事時裝模作樣但手上根本沒有可供參考的正規(guī)材料的文人騷客最終組成了它們的出版部門。太后出于“歷史準確性的目的”，依據(jù)王朝編纂議事錄的先例，下令對義和團的記錄進行刪除。同樣的道理，盡管從1904年開始，學者們和史學家們就已經(jīng)開始著手編寫李鴻章的傳記，但是我們?nèi)砸紤]到李鴻章的官方傳記是不是已經(jīng)因為同樣的理由遭到刪改。盡管我們可以憑借李鴻章和學者們私人交往的日記以及記述中獲得一些資料，這些資料是相當有趣的，也是相當精確的，不過這些資料因為很難找到，因此被美國編輯稱為“眾人矚目”的珍貴資料。1901年，上海某份報紙曾刊登過一篇李鴻章傳記，不過，該傳記并沒有對他治國之術(shù)的重要動機進行分析，更不曾對其事業(yè)成功的秘密予以探究，而且對于李鴻章的家庭以及其社會交往，更是絲毫不曾予以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