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內(nèi)容上，《新潮》要用偏激的姿態(tài)抨擊時弊；而且形式上，也要給人耳目一新之感。故而“社告”上寫明：“文詞須用明顯之文言或國語，其古典主義之駢文與散文概不登載”、“句讀須用西文式”、“小說、詩、劇等文藝品尤為歡迎，但均以白話新體為限”。這樣，《新潮》就真正做到了從內(nèi)到外“自別于一般社會”，即使較之于《新青年》，《新潮》也顯得更直接痛快：“我們主張的輪廓，大致與《新青年》主張的范圍，相差無幾……不過，從當時的一般人看來，仿佛《新潮》的來勢更猛一點，引起青年的同情更多一點?！?/p>

至于“注重通信”，鼓勵讀者來信“無論許可、非難，皆所歡迎，如于本志所討論之外別有詢問，亦當竭誠相答”，甚至可以“傳達海內(nèi)外各地消息，或借本志自抒主張”，這就是跟著《新青年》亦步亦趨了，對于制造學術(shù)討論的“現(xiàn)場感”，發(fā)動讀者的“參與意識”，都大有好處。

說的是不怕“自相矛盾”，但《新潮》的編輯在細節(jié)上還是很注意一以貫之?！缎鲁薄芬痪硪惶柹峡d了志希（羅家倫）的兩篇時評：《今日中國之小說界》、《今日中國之新聞界》，猛烈抨擊當前流行的黑幕小說、言情小說和筆記小說，是“把人類罪惡寫得淋漓盡致”、“過于荒謬無稽，一片胡思亂想；既不近情，又不合理”、“閉門造車”，又批評報紙上的廣告無意識地對社會產(chǎn)生惡影響：常有“賣春藥”“醫(yī)梅毒”的廣告，賣穢書賣假貨“更不必說了”！作者感嘆道：“營業(yè)！營業(yè)！社會上一切的罪惡借你的名字去做好了！”有了這樣的議論，《新潮》即在封三的“廣告價目”里聲明：“惡濫小說，與惡濫藥品，其他有害之事物，本刊物概不為之登廣告”；“愿登廣告者，如能以原書或原物見寄，縱使審查，尤為歡迎”。廣告與議論遙相呼應(yīng)，進一步加深讀者心目中《新潮》“進步”的印象。

《新潮》的欄目設(shè)置不按體裁題材，除“評壇”、“出版界評”、“故書新評”較為學術(shù)化外，其余所有文章都混同排列，有時論文后接一篇小說，詩放在兩篇雜文之間。這大約是因為《新潮》編輯部人少，作者也多是同仁，比較容易統(tǒng)籌的緣故。通觀《新潮》兩卷十二號，涉及政治、社會的寥寥可數(sh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