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在界定或運用術語方面，如“封建體制（feudalism）”、“官僚制度（bureaucracy）”、“朝廷（court）”等，力促歷史學家更加謹慎地界定或運用術語。

3.社會科學幫助歷史學家改進研究策略、界定其問題：尤其是進行審慎而系統(tǒng)的比較，以及采樣的技巧。

4.凡是合宜處，就使用計量方法。尤其是處理對象是一個群體而非少數(shù)個體時更有必要。（對17世紀的任何一個農(nóng)民，我們知之甚少，甚至一無所知，然而通過古貝爾〔Pierre Goubert〕或勒華拉杜里的研究，我們對博韋〔Beauvaisis〕或朗格多克〔Languedoc〕的居民有所認識。）

5.第五個貢獻則是提供假說（hypotheses），不能以往昔為證據(jù)加以檢測。For the foregoing，see Stone（1987），pp.17-19.

綜上所述，此類方法適合社會科學，卻不適合全盤接受而不加以批判的運用于歷史研究。歷史學家在奮力認識原是陌生的方法程序，如統(tǒng)計方法的同時，也必須堅持他自身的標準與原則，并且還需小心翼翼，萬不可因意圖成為較好的社會科學家而淪為一個差勁的歷史學家。時刻謹記于心，歷史學家就可獲益甚多。的確，他多半能在社會科學中為他的疑惑找到支持，以至能在多方面減少武斷。一位杰出社會學家堅稱，社會科學必須將它們的意義框架與業(yè)已建立的社會生活意義相聯(lián)系。“社會科學不像自然科學，社會學立足于與‘研究領域’相關的主體-主體間關系，而不是主體-客體間關系；它應對的是一個預先解釋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由能動的主體發(fā)展的意義實際上參與了這個世界的構(gòu)成或生成?！盙iddens（1976），p.146.“主體-主體間關系”就是狄爾泰“從你身上重新發(fā)現(xiàn)我”的觀念。猶如筆者之前所說，歷史學家與社會科學家之間的重大區(qū)別不多，真正的問題在于面對人類問題時，若干歷史學家或社會科學家采取的態(tài)度偏向 “行為主義”還是“主體-客體”的態(tài)度。有些歷史學家或社會科學家則援用“詮釋學”或“主體-主體”方式來研究。

歷史予社會科學以幫助

歷史學家能提供給社會科學家的又是什么？就行為主義學派（或?qū)嵶C主義學派）而言，答案相當簡單：歷史中有大量的事實可供社會科學來吸收--尤其是那些關于生育、死亡的記錄，抑或進出口記錄，而后者業(yè)已被計量化。至于偏向詮釋學的一方，則不認為這種合作形式可行。追求這個方向的歷史學家或社會學家，均曾意識到，歷史并非由有待處理的大量個別事實--如同蛋糕的成分或?qū)嶒炇抑械幕瘜W藥劑--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