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除了大膽突破“華夷之辨”的窠臼，《瀛寰志略》最值得注意的是對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民主制度的深層認知，這集中體現(xiàn)在刻在華盛頓紀念碑上的那短短數(shù)百字之間。一位在那個時代擔任一定級別的官員，能夠有如此高遠的眼光，其思想之超前真是令人擊節(jié)慨嘆！尤其是對美國政治體制的認識，他雖然沒有明確主張中國應該加以學習，但徐繼畬顯然看出了人家和我們的皇權(quán)專制體制的不同之處，而且公開贊揚了這種制度的優(yōu)秀之處。這一點的確可算作是驚世駭俗的空谷足音了。

須知，當時大清國思想界，實際上還是相當保守、封閉和落后的。究竟保守、封閉和落后到什么程度呢？這里僅舉一例——鴉片戰(zhàn)爭前夕，當時為朝野上下所尊崇的大學者俞正燮在談到洋人時，竟然頑固地認為：洋人的生理結(jié)構(gòu)跟我們不一樣，洋人的心臟有六個竅，睪丸有四個（轉(zhuǎn)引自李敖相關(guān)著作）。在這樣的氛圍下，即使是魏源那樣只看到西方的器物層面很是先進的皮毛之論，已經(jīng)屬于“大逆不道”，為大部分守舊派所人士不容，更不用說直接贊美美國政治制度的徐繼畬了。當時，具有像他這樣超前思想的人真正稱得上是鳳毛麟角，屬于百分之百的特立獨行的“異類”！

事實上，徐繼畬的超前性還可以從他與兩位晚清開明派人士的比較上體現(xiàn)出來。其一便是在晚清時期開風氣之先的郭嵩燾。郭嵩燾是大清帝國的第一位外派公使。這樣的一份在今天看來非常重要的美差，在當時卻引動了天下士紳階層的痛詆。郭嵩燾本人為此被他的湖南老鄉(xiāng)咒罵為“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于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的“鬼使”。

然而，即使是這樣一位先行者，當初在看到《瀛寰志略》里講述英法諸國之強時，也以為有點過分。直到1876年出使英國，游歷了歐洲之后，才恍然大悟地感慨：“徐先生未歷西土，所言乃確實如是，且早吾輩二十余年，非深識遠謀加人一等者乎？”

另一位是親身領(lǐng)略了美國選舉制度的黃遵憲。黃遵憲從1870年代末期擔任中國駐日本使館參贊，到1894年擔任新加坡總領(lǐng)事，在國外居住了10多年，可算是那個時期對于外部世界有比較全面的了解的少數(shù)中國人之一。但就是這樣的一位熟知當時世界情勢的開明派人士，在1882年至1885年出任清政府駐美國舊金山總領(lǐng)事期間，卻根據(jù)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對他所看到的美國的總統(tǒng)選舉制度，做出了極為負面的評價，并將之寫在了一首叫做《紀事》的五言長詩之中——

彼黨訐此黨，黨魁乃下流。少作無賴賊，曾聞盜人牛。又聞挾某妓，好作狹邪游。聚賭葉子戲，巧術(shù)妙竊鉤。面目如鬼蜮，衣冠如沐猴。隱匿數(shù)不盡，汝眾能知否？是誰承馀竅，竟欲糞佛頭？顏甲十重鐵，亦恐難遮羞。此黨訐彼黨，眾口同一咻?！瓰踔x總統(tǒng)，所見乃怪事。怒揮同室戈，憤爭傳國璽。大則釀禍亂，小亦成擊刺。尋常瓜蔓抄，逮捕遍官吏。至公反成私，大利亦生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