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我們1983年這一年齡段的球員開始接受國家隊的選拔。然而，第一批選拔名單里并沒有我。

現(xiàn)在想來，這太好理解了。因為我從小給國家隊教練留下的印象就不是特別好——很調(diào)皮、很自我、不好管、不太聽話。所以，很多教練根本就不喜歡我。對于這樣的局面，我并沒有心理準(zhǔn)備，還感到挺傷心的。直到這時候，我才真的開始擔(dān)心了。錯過了這次進(jìn)國家隊的時機(jī)，等到下一次再選拔，就得跟更小的一撥隊員競爭了。說白了，就是“過了這村，就沒這店”了。八一隊的高路江主任也很著急，那時他就說，無論如何都要搭個“末班車”，一定要把我送上去。

在這之后，又來了一份備份通知，說我又可以去國家隊了。其實，這份通知的名單上只有我一個人的名字。所以，我是那一批國家隊的“插班生”。

2000年5月，我一路北上，心想著一定要為自己、為高主任爭一口氣。兩個月后，亞洲青年錦標(biāo)賽在日本開打，我拿下了男團(tuán)、男單兩項冠軍。這兩項冠軍像一顆定心丸，讓我自己也讓高主任稍稍松了口氣。萬一那次又沒打好的話，別人肯定會覺得，我這個“插班生”是靠關(guān)系進(jìn)的國家隊。還好，我用冠軍擊退了流言蜚語。

就這樣，我在國家隊里也漸漸穩(wěn)定下來。剛到北京后，差不多有一年的時間，我們的宿舍是在公寓的地下室里。這個地下室現(xiàn)在已經(jīng)不存在了。當(dāng)時國家隊一隊住宿舍樓，二隊住地下室。國家隊內(nèi)定期舉行升降級比賽，二隊成績好的升一隊，一隊差的退回二隊，成績的好壞直接與待遇掛鉤。

和我同一天到國家隊報到的邱波輝依然和我住同一間宿舍。地下室陰暗、潮濕，四個人一個房間，衛(wèi)生間則是公用的，出門還得走上一段路。這都沒什么。最難的，是剛到國家隊的那種壓抑。

因為我是“開后門”進(jìn)來的，很急切地想要表現(xiàn)好，就怕教練不重視我，這是每天面臨的最大壓力。我的眼前不是世界冠軍就是奧運(yùn)冠軍，在食堂吃飯的時候我根本不敢抬頭，就盯著自己的飯盒扒拉兩下，用最快的速度吃完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