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觀察他人之外，我還是我自己的一個研究對象，我是一個“自我觀察者”。

在我同一些學界人士談及“自我觀察”這個概念的時候，曾受到質(zhì)疑：研究者是否可以將自己作為研究對象？

Jorgense說，“通往真實最直接的途徑，便是讓研究者親身體驗目標研究現(xiàn)象——也就是成為目標研究現(xiàn)象?！保―anny L.Jorgense，1999：40）Rambo曾是一位脫衣舞娘，她以此來賺取大學學費，后來她便用這樣的經(jīng)驗作為正式研究的基礎，包括后續(xù)的田野調(diào)查研究；Kotarba因為背疾而進行針灸治療，后來以此經(jīng)驗完成研究報告，并進而進行了對于慢性疼痛及保健業(yè)人員的廣泛田野調(diào)查研究；Hayan在他對于撲克玩家所做的田野調(diào)查研究之中，成為一位專業(yè)的撲克玩家，成為受到研究的現(xiàn)象（Danny L.Jorgense，1999：30）。中國學者張曉也將自己人生經(jīng)歷的回憶列入苗族婦女口述史當中。（張曉，1997）但問題是，他們或者在最初“進入情景”的時候并未明確自己要做研究，或者是在開始研究后才成為“圈內(nèi)人”的，而我則先是“圈內(nèi)人”。那么這是否會影響我判斷的客觀性？我的整個田野工作又是否還有價值？

我的看法是，至少對于像裸體主義這種存在很大爭議的領域，從來不可能存在絕對客觀的研究者，研究者總會抱持這樣或那樣的傾向進入研究情景，關鍵的問題是，當他開始研究的時候，是否盡可能持一種客觀的立場，也就是說，盡可能避免先入觀念對研究的干擾。我將自己列入研究對象，不僅在于這是我可以最有效地讀解的一個對象，更在于我可以充分考察我與其他人的互動，從而更準確地把握整個情景以及情景中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