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五十年前，我生于北京。那是清光緒十九年癸巳，西歷1893年，亦就是甲午中日大戰(zhàn)前一年。甲午之戰(zhàn)是中國近百年史中最大關(guān)節(jié)，所有種種劇烈變動皆由此起來。而我的大半生，恰好是從那一次中日大戰(zhàn)到這一次中日大戰(zhàn)。

我家原是桂林城內(nèi)人。但從祖父離開桂林，父親和我們一輩便都生長在北京了。母親亦是生在北方的；而外祖張家則是云南大理人，從外祖父離開云南，沒有回去。祖母又是貴州畢節(jié)劉家的。在中國說：南方人和北方人不論氣質(zhì)上或習(xí)俗上都頗有些不同的。因此，由南方人來看我們，則每當(dāng)成我們是北方人；而在當(dāng)?shù)乇狈饺丝次覀?，又以為是來自南方的了。我一家人，兼有南北兩種氣息，而富于一種中間性。

從種族血統(tǒng)上說，我們本是元朝宗室。中間經(jīng)過明清二代五百余年，不但旁人不曉得我們是蒙古族，即自家不由譜系上查明亦不曉得了。在幾百年和漢族婚姻之后的我們，融合不同底兩種血，似亦具一中間性。

從社會階級成分上說：曾祖、祖父、父親三代都是從前所謂舉人或進士出身而作官的。外祖父亦是進士而作官的。祖母、母親都讀過不少書，能為詩文。這是所謂“書香人家”或“世宦之家”。但曾祖父作外官(對京官而言)卸任，無錢而有債。祖父來還債，債未清而身故。那時我父親只七八歲，靠祖母開蒙館教幾個小學(xué)生度日，真是寒苦之極。父稍長到十九歲，便在“義學(xué)”中教書，依然寒苦生活。世宦習(xí)氣于此打落干凈；市井瑣碎，民間疾苦，倒親身嘗歷的。四十歲方入仕途，又總未得意，景況沒有舒展過。因此在生活習(xí)慣上意識上，并未曾將我們后輩限于某一階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