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山后，緯國自己駕車，把我送回汪山家中，他還在我家客廳里坐了一會兒。當時，父母都不在汪山。一位親戚老太太出面陪他坐了一會。記得他在我家客廳里巡視了一番，問了一下我家住房的情況，觀看墻上掛的各種字畫。隨便聊了一會，最后他說：“太晚了，我走了?！辈膨?qū)車離開。

我成了“汪山要人”

后來，我因為考試不及格，被南開中學除名，苦惱中，曾想去找蔣介石通融，到他任校長的中正中學去讀書。

幼年的我和妹妹父親聽說了，把我找去痛罵了一頓，說：“你居然異想天開，去中正中學！委員長在那里當校長，你去了，有他做后臺，豈不是更不好好讀書了？”此事遂作罷。

那時我與蔣介石的交往，已經(jīng)引出一些趣話。

我父親與監(jiān)察院院長于右任關(guān)系很好，于右任和監(jiān)察院的一些人常來我家玩，有時他們見到我，就開玩笑說：汪山有兩個要人：一個是張季鸞（《大公報》總編輯），一個是康國雄；別的人到黃山官邸去見蔣委員長，侍從室都要打招呼，叫自己看表掌握好時間，一般不能超過半小時，只有張季鸞和康國雄去，侍從室不限制時間。

我父親的一些同事還對他開玩笑說，你兒子比你有本事，委員長要見你，是給你下條子；委員長給你兒子送東西，是遞名片……

其實，當時我不僅同蔣介石，還同其他一些名人、要人有過類似交往。

有名的川軍將領(lǐng)，人稱“范哈兒”的范紹增，常來我家找我父親玩。他一來，我就約上侄兒等小伙伴，拿上刀刀槍槍，跟他玩打仗的游戲。有一次，他把我一個侄子手中的棍子繳下來了，我那侄子哭了起來……多年后，我在北京遇到他，他還高興地提起那些事。

上海有名的幫會頭領(lǐng)、“海上聞人”杜月笙，也常來我家打牌，我叫他杜伯伯。我在南開學校上初中時，有一次為抗日募捐，我還跑去找杜月笙。那時他住在重慶城里打銅街交通銀行，我請他為抗日募捐，他說，可以，但要等他秘書回來辦。我說，你就隨便開張支票嘛。但是他一再說要等秘書回來。那是個星期天的下午，我因為住校，必須趕回學校，等不及了，最后他從身上摸出一張支票給我，我還嫌錢少了，要他再開一張，他說那只有等秘書回來了。我只好回了學校。結(jié)果公布出來的募捐數(shù)，我的成績最大，杜月笙那張支票數(shù)字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