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電報機的成吉思汗”，是赫爾岑的一句著名讖言。我沒有讀過它所處的文章，又查不實這句話的上下文，但我想，無論上下文如何，無論將“成吉思汗”作為暴政之象征是否符合史實，這個短語都是意味深長的。

歐洲自啟蒙運動以來，多把成吉思汗當成暴君的代表，赫爾岑是俄羅斯人，想必更傾向于這種評價。成吉思汗殺人如麻，但中國人更熟悉的，是忽必烈建立的蒙元，印象又是一種了。

曾有朋友拿一個荒唐的老問題來問我，曰假如不得不回到過去，你愿意生活在哪個時代。我說，春秋吧。他說，那個太古了，換一個。我認真地想了想，說，那就元代吧。朋友大怒，趁著天熱，將一頂漢奸的帽子劈頭罩來。我說您別急，聽我一一道來：我是“搞”文字的，且胸無大志，元代的文人行道難，而我本不想行道，元代的文人做官難，而我本不想做官，終元一代，沒有文字獄，單這一點，還不夠嗎？

睢景臣寫高祖還鄉(xiāng)，“那大漢下的車，眾人施禮數(shù)，那大漢覷得人如無物?！涂衫锾ь^覷，覷多時認得，險氣破我胸膛。你身須姓劉，你妻須姓呂，把你兩家兒根腳從頭數(shù)……”這種反皇權的曲兒，還有更多的嘲謔、謾罵且語涉政治的作品，在元代遍地皆是，換個朝代您試試？蒙古人對文事不太留意，懶得管你說三道四。就算是有人管，你是愿意對方深通文墨、心思細密呢，還是愿意對方“州縣三四員，字不辨王張”呢？

元代賦稅較宋明皆輕?！百x稅輕而衣食足，衣食足而歌詠作”，又有文人的加入，而有了《詩經(jīng)》以后最天真自然的一代文學。許多文人，沒了正統(tǒng)的出身之路，頗有牢騷，但和清代的同行相比，這些人可謂身在福中不知福。讀書無用，難道不強過讀書有罪？做不了大官大賢，去做那郎君領袖、煙霞狀元，又有什么不好？到了明代，一窩蜂地去做官講道，官也沒做好，道也沒講好，先把個活潑潑的曲兒劇兒失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