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1年初，我安排了在美國做一次范圍廣泛的演講旅行，到了紐約。在那里，我遇到一次幾乎把命都送掉的嚴重意外事故。12月13日，我去拜訪伯納德·巴魯克先生，車子停了以后，我搞錯了，在靠馬路的一邊下了車，我橫過第五街時，根本沒想到美國車行靠右的規(guī)則剛巧和歐洲相反，也沒有注意到在那時英國尚未采用的紅燈信號，結(jié)果被汽車猛烈碰撞。我變成殘廢達兩個月。后來，我在巴哈馬群島的拿騷養(yǎng)病，逐漸恢復，慢慢才可以緩步行走。在這種情形之下，我走遍美國全境做了四十次演講。整個白天在火車上睡覺，晚上向人數(shù)眾多的聽眾演說。總之，我認為這是我畢生中所經(jīng)歷過的最辛苦的時期。在這一年中，我的身體相當衰弱，但是，慢慢地我的體力還是恢復了。

與此同時，在國內(nèi)方面，國家的生活無聲無息地走向下坡路。在議會，鮑德溫先生采納和擁護麥克唐納先生印度法案的主要原則，并由新任印度事務大臣的塞繆爾·霍爾爵士把法案提交下院。西蒙委員會的報告被置之不理，也沒有讓議會有辯論這個法案的機會。我和其他大約七十位保守黨員，組織了一個叫做“印度保衛(wèi)同盟”的團體，在此后的四年內(nèi)，如果政府的印度政策超出西蒙委員會的建議，就予以反對。我們把問題提到黨的會議上，斗爭到底，并得到人們相當大的支持，有時比數(shù)很接近，不過經(jīng)常仍居少數(shù)地位。在野的工黨，在印度問題上，在議會中投票贊成政府，像在裁軍問題上的情形一樣，它成為執(zhí)政黨和在野黨左右兩方坐在前排的頭頭們之間的紐帶。兩黨頭頭們的支持者構(gòu)成了絕大多數(shù)，聯(lián)合起來反對我們的團體，把我們斥為“死硬派”。希特勒的崛起，納粹黨支配了整個德國，德國武裝力量之迅速的活躍的發(fā)展，使我同政府和國內(nèi)各黨之間的分歧進一步加深。

從1931年到1935年這幾年中，我除了為大局焦慮之外，在個人生活上還是很愉快的。我以口授寫成的文章來維持生活，這些文章不僅在英美兩國的報紙上，而且當希特勒的陰影尚未降臨之前，在十六個歐洲國家報紙上廣泛刊載。我的生活確實是既動口又動手。在這時期內(nèi)，我陸續(xù)寫出《馬爾巴羅傳》一書的各卷。同時我不斷考慮歐洲的局勢和德國重整軍備的問題。我大部分的時間住在恰特韋爾莊園。生活過得很有趣。那里有兩所小屋和寬闊的菜園的圍墻，大部分是由我親手砌成的。此外我還筑成各種假山、噴泉和一個可以把水過濾澄清的大游泳池，還可以加熱以補充變化無常的陽光。因此，從早到晚，我沒有一刻沉悶和懶散。我同我快樂的一家在家中度過平靜的生活。

在這幾年中，我時常見到牛津大學實驗哲學教授林德曼。他早就是我的老朋友了。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jié)束之時初次與他相識，在戰(zhàn)時他以進行過許多空中試驗而著稱，這些試驗本來是膽子特大的駕駛員才能進行的，目的是克服那時由于“螺旋下降”幾乎產(chǎn)生的致命危險。自1932年以來，我們的接觸更密切了，他常常從牛津開汽車到恰特韋爾同我呆在一起。在那里我們多次談到看來逐漸逼近的危險，一直談到深夜。林德曼，他的朋友們稱他為“教授”，后來成為我的現(xiàn)代戰(zhàn)爭科學顧問，尤其是在空防以及各種涉及統(tǒng)計的問題上，成了我的主要顧問。這種愉快的和有益的友誼，在整個戰(zhàn)爭時期中仍然繼續(xù)著。

我的另一摯友是德斯蒙德·莫頓。1917年當陸軍元帥黑格挑選剛從戰(zhàn)場調(diào)回來的青年軍官來充實他自己的幕僚時，德斯蒙德作為炮兵的精選人選而被推薦給他。在那年最激烈的春季戰(zhàn)斗中，他曾指揮法國阿拉斯前線的前沿炮兵。他除了獲得軍事十字勛章外，還有一個獨特的榮譽，子彈穿過他的心臟，雖然子彈還留在他身體里，但他還活得很快樂。1917年7月，我任軍需大臣時，我常以總司令的客人的身份訪問前線，德斯蒙德·莫頓是總司令的親信副官，常奉命與我偕行。我們參觀了戰(zhàn)線的許多部分。在這些有時很危險的旅行中，以及在總司令的房子里，我對這位卓越而勇敢的軍官產(chǎn)生了極大的尊敬和友誼。1919年，當我出任陸軍和空軍大臣時，我委派他在情報處擔任要職，他一直干了好些年。他是我的鄰居，距恰特韋爾僅一英里之遙。他經(jīng)麥克唐納首相的允許，可以很自由地和我談話，使我知道許多事情。他在那時以及后來在戰(zhàn)時直到我們獲得最后勝利為止，始終是我最接近的顧問之一。

我和拉爾弗·威格拉姆也建立了友誼，那時他是外交部的紅人，是外交事務的中心人物。他在部里達到了有資格對政策發(fā)表負責意見的地位，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接觸，他可以有范圍很廣的自由處理權(quán)。他是一個惹人歡喜和什么都不怕的人，他的以深奧學識為基礎的信念，成了他生活中的支配力量。他同我一樣清楚地看到，可怕的危險日漸迫近我們，但他比我有更為確實的情報。這種共同的認識促使我們彼此接近。我們常在北街他的小房子里聚會，他和他的夫人也常去恰特韋爾我的家里。同其他高級官員一樣，他以充分的信任來同我談話。所有這些，都促使我形成和加強對希特勒運動的看法。那時我在德國、法國和其他國家已有許多聯(lián)系，這使我能夠給他相當數(shù)量的情報，供我們共同研究。

自從1933年以后，威格拉姆對政府的政策和事態(tài)的演變深感憂慮。雖然他的上司對他的能力日益器重，而且他在外交部的影響亦有所增長，但他還是一再想辭職。他的談話非常有力量而得體，凡是曾經(jīng)和他接洽過重要事務的人以及其他許多人，對他的見解都越來越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