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這完全可以被看成是純粹的托詞，因為在這個時候已經有了三位財富源自于銀行業(yè)的貴族。對于她的反對，一個更為可信的原因可以從格蘭威爾對“目前上院與下院的不幸對抗”的暗示中推斷出來。上院是反對猶太人進入國會的主要力量，而且只是在1858年做出了遮遮掩掩的妥協(xié)，同意下院有權修改自己新成員的入職誓言。女王可能擔心一旦同意授予列昂內爾貴族身份，可能會導致19世紀50年代的《憲法》爭議再次出現(xiàn)。值得注意的是，格萊德斯通在提出羅馬天主教貴族（具體的個人就是約翰·艾克頓爵士）的可能性的同時，已經有意識地提出了“猶太人貴族”的可能性。正如格蘭威爾在這個事情于1873年再次提出的時候所說的，羅斯柴爾德貴族身份的目的“是對天主教貴族的補充”。這才是問題真正的關鍵所在，而不是說只是對一位忠心耿耿的自由黨下院議員所做工作的獎賞。

還值得注意的問題是，在整個這個過程中，羅斯柴爾德家族自己本身并沒有出什么力。在很多年以前，列昂內爾就拒絕了準男爵的提議，因為他認為與他的身份不匹配。到19世紀60年代，他明顯根本沒有去角逐貴族身份的意愿?！傲_斯柴爾德是我所認識的人中最有資格的，”格萊德斯通于1873年在波爾莫羅提出這個議題的時候這樣評論道，“而且，如果我能得到他的一份備忘錄，說明他的父親在戰(zhàn)爭期間提供了怎樣的金融服務，我認為這件議案的通過將毫無問題。但是，盡管我一直在請求，而且他們也已經答應了4年了，我還是沒有以任何方式拿到這份材料。”甚至也不能說列昂內爾的兒子在父親去世后是自己去要求獲得貴族身份的；相反，正如我們看到的，他的政治觀點正越來越與格萊德斯通不和（他們的爭議幾乎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以至于阿方斯推測是薩利斯伯利在1885年為他爭取的貴族身份）。在女王與她的首相的長期爭論中，羅斯柴爾德家族處于完全被動的地位。

那么，在1873年到1875年間發(fā)生了什么事，讓女王的心里“克服了強烈的躊躇”？按照格萊德斯通的秘書漢密爾頓所關注的，一個羅斯柴爾德家族成員的貴族身份意義的重要性沒有變化：“它消除了宗教資格審議的最后藩籬。”納蒂在感謝“第一次對我們這種信仰的人授予貴族身份”代表了“人權及宗教自由的最大勝利”的時候，也回應了類似的情緒；而且，毫無疑問，當他于1885年7月9日戴著帽子，把手放到《希伯來舊約》上宣誓的時候，他再一次重復了他父親在下院的勝利。格萊德斯通對“真正的無法估量的公共服務”的暗示，可以幫助我們解釋女王不再堅持她的反對立場的原因。事實上，格萊德斯通是在暗示內森在拿破侖戰(zhàn)爭中的作用；但是，正如我們看到的，羅斯柴爾德家族直接而且熱情地介入到英國的帝國財政事務可以從19世紀70年代中期迪斯雷利執(zhí)政時期算起，而且似乎有充分的理由認為女王不可能沒有注意到這些—盡管把這個貴族身份說成是對他們在埃及提供的金融服務的直接獎勵可能有點過。正如我們看到的，提升納蒂到上院甚至有可能是格萊德斯通將對他的對外政策批評日甚的惹麻煩的后排議員“踢到樓上去”的有意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