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好多年前就想寫一本有關(guān)移民生活的短篇小說集，但不知道該把這些故事放置在什么地點。二〇〇五年二月初，《世界日報》請我參加一個會議，該會在紐約的法拉盛市中心舉行。那是我第一次去法拉盛，見到熙熙攘攘的街道和大量的華人移民。他們大多來自大陸和臺灣，在這里落地，開始新的生活。繁雜的街景讓我十分感動，我想許多美國城鎮(zhèn)一定就是這樣開始的，于是我決定將所有的故事安置在法拉盛。后來我常去那里察訪，主要是尋找細節(jié)，并保證它們在書中都準確。前后一共大約去過二十次。如今法拉盛已經(jīng)是紐約的新中國城，所以也可以說《落地》是新中國城的故事。

這些故事有些是基于大家都知道的事件，比如臨時夫妻，家庭健康助理的辛酸，被拒發(fā)工資的和尚等等。不過，那些都是新聞，而作家的工作是把新聞變成文學(xué)，使它成為永久的新聞。有一種偏見認為華僑的生活根本就不該寫，用葛浩文的話來說：“美國人對華僑不感興趣，他們并不想知道中國人在唐人街怎么生活”(《新京報》2008．3．23）。言外之意，應(yīng)該寫那個“大中國”。其實作家的眼界不光是寫什么，也包括怎么寫。在舞蹈表演中誰能將舞和舞者分離開呢？藝術(shù)家的本領(lǐng)應(yīng)該是能通過卑微的生命展示復(fù)雜洶涌的人生，就像愛默森說的能從一滴水看到宇宙。除了藝術(shù)眼光，這也是一個人生價值的問題。為什么一位中國城里的新移民就不可以與那個“大中國”擁有同等的藝術(shù)機遇呢？

《落地》出版后受到許多美國讀者的喜愛，因為這些華人移民的故事也是他們自己的或是他們父輩和祖輩的故事，也是世界上無數(shù)孤獨堅忍、尋找家園之人的故事。

雖然這些故事是用英語寫成的，但我相信它們也能在漢語的讀者中引起共鳴。我一直堅持可譯性是創(chuàng)作的準則，因為文學(xué)的價值是普世的。細心的讀者會發(fā)現(xiàn)，這些故事的漢譯文是一句一句按原文硬譯下來的。在譯文中我只加了一句話：“人窮志就短”(《兩面夾攻》)，因為這個玩笑實在沒法在英語里開。當(dāng)然了，一些移民的英語口音和誤用無法完全在漢語中再現(xiàn)，但漢譯文仍有鮮活的一面——我下筆時仍可以感到整個漢語的分量，而在英語中我卻很難找到這種感覺。在不同的場合我說過選擇英文寫作是我個人的悲劇，這主要是指寫作過程中的勞動量。比如，《落地》的譯文最多用了我花在英語原文上的百分之五的工夫。我常想如果把同樣的精力花費在漢語上，也許我能寫出更好的作品。不過，那只是想入非非。英文寫作的確使我變得獨立和堅強，還給了我一個意外的機會，就是在別的語言中找到讀者。

這回親自譯這本書還有一份私心。我過去一直強調(diào)思鄉(xiāng)是一種沒用意義的情感，因為人應(yīng)當(dāng)面對已經(jīng)造就的世界，必須往前走。記得七八年前，在一場講演之后，一位中年婦女來到我面前笑著說：“等你到六十歲時，你就會說出不同的話?！彼菍Φ摹，F(xiàn)在我已經(jīng)五十六歲了，開始對思鄉(xiāng)有不同的理解，有時也真的很想家。但我父親是軍人，從小我們就到處搬家，所以無法說哪里是家鄉(xiāng)。然而，思鄉(xiāng)的確是一種難以壓抑的感情，就像愛情。由于找不到故鄉(xiāng)，我就把這份心緒的一部分傾注到《落地》的譯文中，以在母語中建立一個小小的“別墅”。這也算是在漫長的旅途中的一個停歇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