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我們在這里是試圖把俳諧審美創(chuàng)造體驗中極微妙深奧的東西,從理論與概念的角度加以明確說明,在這種情況下,兩者的對照就不能像色彩對比的那樣單純地將兩種色彩并置在一起。萬古不易、寂然不動的形而上學的東西,是以一種漠然的神秘的方式,隱含在那些杰出的俳句作品中的。它的作用就如同一個共鳴盤,使俳句中的生動的現(xiàn)實發(fā)出更大的聲響,并加以烘托和暗示。同時它又像是將畫面加以襯托的一種陰影。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從一切杰出的俳句中,都能感覺到在現(xiàn)實描寫的背后有一個深邃的背景。假如我們只把這一問題作為“姿”(“姿”這個詞非常曖昧,但我認為“姿”絕不等同于單純的“形式”)的問題來看待,并以此來考察其深淺濃淡,那也必然會涉及蕉門俳論中“不易、流行”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向井去來等人的俳論,過分地將“不易、流行”局限于樣式論問題的范圍內(nèi)加以理解。而服部土芳在《三冊子》中說:“無論變化、流行如何,均須牢牢立足于‘誠’之姿。”這一說法就使得與“變化流行”相對的“不易”有了頗為深刻的含義。從這個角度看,蕉門俳人們莫衷一是“不易、流行”其所指究竟是什么又另當別論,但無論如何,“不易、流行”都是作為俳諧藝術中的一個根本問題而被提出來的。
總之,在俳諧的藝術表現(xiàn)中,我們常常能夠感受到,在永遠流動不息的生命體驗的燭照下,隱含著萬古不易、亙古不變的東西。我認為,將這兩者的微妙關系最敏銳地加以把握,就是俳諧的“美”之所在,也是“寂”的根本意味之所在。
至此,“寂”的第二語義“宿”“老”“古”的意味,就超越了人類“生命”與“精神”立場上的價值感情移入的范圍,通過一種形而上的實在性的預感,而向一個特定的方向即“審美的意味”轉化。至于這個過程是如何具體實現(xiàn)的,尚不能做純理論性的說明。因為這屬于“責于風雅之誠”、達于俳諧之妙諦的藝術天才的創(chuàng)造秘密。不過,我們可以從這些天才俳人的杰出作品當中,去感受、體味、欣賞這個意義上的“寂”。對芭蕉的為數(shù)眾多的名句加以仔細體味,我們便可以常常感受到其中的“不易、流行”的奧妙。換言之,就是在那鮮活的、流動的生命體驗中,感受到一種如同深淵一般靜謐的、蒼古幽寂的東西。例如,“古老池塘啊,一只蛙驀然跳入,池水的聲音”;“閑寂啊,滲入巖石的,蟬聲”;“秋日黃昏,一只鳥,棲于枯枝”;“黃昏,白茫茫的大海,一聲鴨鳴”,這些俳句所表現(xiàn)的,就是隨著春夏秋冬季節(jié)的變遷,“風雅”之魂通過那如同電光一般的、瞬間的、視覺與聽覺的體驗,而捕捉到了隱藏于背后的萬古不易的自然之“古”。假若不以這個意義上的自然之“古”,亦即永遠“不易”的古老“自然”為媒介的話,那么這種詩的體驗的生動性就不會傳達到我們的心中;反過來說,如果不以極其清新的體驗的生動性為媒介的話,無論如何也不能傳達出無窮無盡的大自然的那種無限的幽寂古老之感。
以上,我把俳諧藝術當中由自然現(xiàn)象所觸發(fā)的生命體驗的流動性,與人類對自然真實地加以把握和表現(xiàn)的必然要求相比照,從生命體驗的“流行”與大自然的“不易”的相對關系中,論述了“寂”這種特殊的審美意識的發(fā)生。我還想指出的是,對俳諧藝術的取向而言,鑒于各自不同的角度立場,還需要在審美直觀或審美表現(xiàn)中,克服自我對精神的執(zhí)著性。對于這一點,西方美學中除了“幽默論”“浪漫的反諷論”之外,尚沒有作為一個審美意識問題加以討論。通常,我們的審美意識,不外是深深地沉潛于對象之中并加以靜觀。這樣做當然無可厚非,在面對所謂“古典的美”或者特別是“das Schne”①das Schne:德文,意為“美”“美麗的”。的時候,體驗美,與沉潛于美的對象并靜觀之,兩者是完全一致的。和歌當中所謂的“吟詠”這個詞,所要求的也就是這樣一種心境吧。然而在狹義的“美”之外的其他類型的審美范疇中,這種價值體驗本身即便整個過程都是靜觀性的,那我們的心理意識的過程也未必需要直接地沉潛于、埋頭于特定對象。不過,現(xiàn)在我們對一般美學問題姑且不討論,只就俳諧這一特定的審美樣式而言,正如我們曾說過,俳諧作為一種藝術,倘若要捕捉生命體驗的真實,往往并不需要一面沉潛于客觀對象的感覺形態(tài)的美并凝視之,一面又時刻反省著主觀情緒并加以表現(xiàn),毋寧說,為了把握主觀與客觀相交融的瞬間體驗的真實,就常常需要使專注于審美體驗的自我,處于一種超越的狀態(tài)。在這個意義上,就需要索凱爾所說的那種“飄游于一切之上”、擁有否定一切的那種“眼光”。我們說俳諧所直接表現(xiàn)的,與其說是“美”,不如說是“真”,原因也就在這里。一般而言,假如對審美對象的印象與體驗過于強烈與豐富,反而寫不出會心之作。即便像芭蕉那樣的天才也是如此。芭蕉在游覽吉野和松島的美景時所寫紀行文中所發(fā)的那些感嘆,就充分表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