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譚平山、鄧中夏、惲代英、聶榮臻等紛紛前往九江，籌劃暴動。為了增加成功的把握，中共中央還決定增派一些暴動專家前往九江，其中包括一名蘇聯(lián)顧問，據(jù)說此人對城市暴動有著豐富經(jīng)驗。

九江南開陸道，途通五嶺，北守長江，來商納賈，史稱七省通衢，自古以來為兵家必爭之地。未來暴動所依仗的兩支骨干力量——葉挺的第十一軍和賀龍的暫編第二十軍也將進駐九江地區(qū)。北伐結(jié)束之后，按照計劃下一部是東征討蔣，葉挺的第十一軍集中在德安一線，賀龍的第二十軍隨后跟進，張發(fā)奎的二方面軍總部設(shè)在九江，準備沿長江兩岸向南京方向發(fā)動進攻。

在暴動時間的選擇上，脾氣火暴的李立三主張立即動手。他是五人常委中第一個到達九江的，部隊中的共產(chǎn)黨骨干已經(jīng)知道了暴動的消息，李立三擔心遲則生變。

前敵軍委書記聶榮臻明確反對馬上暴動，理由是暴動準備工作仍未妥當，何時動手必須等中共中央的命令。前敵軍委化名“錢第筠”（“前敵軍”的諧音），是給前敵委員會打前站的，聶榮臻的頂頭上司是前委書記周恩來，他還沒有到達九江，暴動自然不能輕易發(fā)動。

聽了聶榮臻的話，李立三便有些不悅，言談之中指責聶榮臻是“奴隸主義”、“膽小鬼”。其他中央委員也附和李立三的意見，主張事急從權(quán)，不必非要等待中共中央的命令。

聶榮臻對“膽小鬼”可以不在意，但“奴隸主義”這頂帽子卻無論如何不肯戴的。他不能不表態(tài)：“臨來的時候，恩來同志交代得清清楚楚，必須有中央的命令，否則不能自由行動。”

李立三馬上抓到把柄，因為在九江有好幾位中共中央委員，這些人觀點與自己相近，于是要聶榮臻服從中央委員。誰知聶榮臻并不買賬，他反問道：“都是中央委員，我聽哪位中央委員的？中央委員也得聽中央的！”

周恩來是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書記，其他人畢竟不是專負其責。李立三雖然指揮過安源大罷工，但周恩來指揮過上海三次工人武裝暴動，李立三還是要買周恩來的賬。

看來只有周恩來才能決定暴動的時間了，大家都盼他早日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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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榮臻說“必須有中央命令”，這是一句模棱兩可的話。

中共中央可能規(guī)定暴動的具體時間，也有可能將暴動的決策權(quán)交給前委自己決定。事實上，中共中央正是采取了后一種方式。

7月23日的武漢中共中央常委會議，已經(jīng)從秘密渠道得悉了九江的分歧。

在南潯路一帶暴動，得到了羅明納茲的贊成。關(guān)于暴動具體時間，中共中央使用了“準備于必要時”六個字，由前委自己去便宜行事。關(guān)于暴動后的去向問題，中共中央傾向于暴動后的部隊由贛東入粵，與廣東東江的農(nóng)民運動相結(jié)合，重建廣東革命根據(jù)地，準備再次北伐。

作為前委書記，周恩來是必須去暴動現(xiàn)場指揮的。

周恩來是第二位趕到九江的中共中央五人常委，但他并沒有過多停留，就動身趕去南昌，只留下聶榮臻等少數(shù)幾人作為接應。

離開九江前，周恩來叮囑聶榮臻一定設(shè)法把共產(chǎn)黨員占很大比例的第二十五師也拉到南昌參加暴動，并負責接應以后趕到九江參加暴動的部隊和零星人員，使他們及時趕到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