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這層關(guān)系，梁思成與朱啟鈐一見如故，所以一席長談之后，二人自然一拍即合。從此梁思成加入學社，擔任法式部主任，與差不多同期擔任該社文獻部主任的劉敦楨，一起同為該社梁柱，為中國古代建筑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貢獻。

如果可以說，中國營造學社成就了梁、劉等人，奠定了二者在中國建筑學界的地位，那么某種意義上來講也拯救了朱啟鈐，使得這位民國要人，離開政治舞臺和權(quán)力中樞，反而淡化了政客的面目，而讓后世的國人對他，更平添了一份文化意義上的敬意和懷念。

應該說，在民國，朱啟鈐是一個另類，也是一個異數(shù)。在他的影響下，身為軍火販子的雍劍秋，也曾積極參與類似的活動，不過論成績和影響，卻遠不能與朱相比。天津解放前夕，雍氏便先于朱氏一步悄然病逝。

解放后，朱啟鈐因為北洋元老的身份和文化藝術(shù)方面的成就，加上二女淇筠的丈夫章以吳與周恩來總理同為南開校友的淵源，重新受到社會的尊敬，先后擔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北京市政協(xié)委員、全國政協(xié)委員以及古代建筑修整所顧問。值得一提的是，章以吳先生之子章文晉，早年正是在他這位外祖父的資助培養(yǎng)下，才得以留學德國，日后終成新中國一任外交部副部長。1964，朱啟鈐先生安詳謝世。

對照同時代的人物，若論務實精神、辦事成效、愛好風雅以及生活之歐化、轉(zhuǎn)型之徹底、結(jié)局之圓滿、民間知名度之高，則誰都無法與這位老先生等量齊觀。

這樣算來，這位老先生，真的是那個時期少有的一個另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