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經濟的大鐘敲響了，它終于從宗教、軍事以及國家的歷史陰影中走了出來，成了新的典范，它是西方國家對那些之前的失敗和愛國主義的失敗給出的回答。從這時起，它對人們及其世界觀和生活觀產生了影響，產生的結果是：無條件地聚焦于經濟增長、物質財富增加和社會福利享受。隨著愛國主義的瓦解，對物質利益的密切關注上升為最新的意義賦予者，以后應該這樣說：消費主義好過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由此經濟 就像之前的宗教或民族 成為了不可抗拒的天命(33)。

這特別適用于比其他國家在愛國主義時期遭受了更多失敗的德國，不僅是德國人摒棄了愛國主義，愛國主義也反對了德國人。美國人一躍成為世界強國，蘇聯人忙著吞并自己國家和人民的戰(zhàn)利品，英國人忙著緬懷昔日的大不列顛帝國，法國人夢想著再一次成為大國，而德國人被打敗了，在世界人民眼里既渺小又丑陋，他們無事可做，只能去清除自己的垃圾堆。

因此西德人心懷憤怒地在二戰(zhàn)之后重建自己的國家，這不僅是必需要做的，也是沒有任何選擇余地的。像所有的民族那樣，德國人也希望能夠有一些引以為榮的事情，他們自豪的來源和某種程度上生活的意義就是經濟的成功，由此他們向世界表明，他們還存在，他們沒有完全消亡。也許這也能解釋直到當代對“德國馬克”這一自我稱謂符號持久的感情聯系(34) 。

這種非經濟的，由精神和堅韌起到的作用，對歐洲二戰(zhàn)后的第一個10年的 尤其是德國 經濟增長和物質財富增多是不容忽視的。物質財富的增多不僅用于滿足物質需求，也是對毀掉了的民族的一種補償，因此可以私下將德國憲法(35)規(guī)定的“社會聯邦國家”轉化成為聯邦的社會福利國家，可以僅僅根據有關經濟的藍圖 煤炭、鋼鐵、原子能的歐洲聯盟，歐洲經濟共同體，歐洲經濟貨幣共同體 就形成西歐聯盟，盡管其中不乏警告的呼聲(36)。

如果今天大部分德國人宣稱，沒有增長德國就不能撐下來，沒有增長就什么都不是，而同時又聲明，他們自己并沒有追求增長，或者即使擁有得比現在少些也是滿意的，那這種前后矛盾就是一種遲來的回聲，它源于對一個時代典范變更的深刻體會?，F在后輩也像祖輩那樣問自己：“如果沒有增長，經濟沒有繁榮，那我們還有什么？”盡管我們不是非要更多的物質財富不可，但制造著它們，看著我們的國家能夠跟上世界強國，成為世界出口第一：這就給了我們精神支持和自我肯定。這就是德國和歐洲需要的：精神支持和自我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