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自然就意味著我們需要對可能性有所理解。比如，我們要避免像賭徒那樣推理，認為如果輪盤連續(xù)5次出紅，下一次就很有可能出黑—但事實并非如此。擲硬幣或骰子也是同一個道理。另一方面，歷史學家關心的是人類，人類有記憶和意識，和骰子是不同的。對骰子來說，現在不會受到過去的影響；重要的是擲出后多種因素對骰子平衡的控制。而對人類來說，現在的確會受到過去的影響。舉個（博弈論中的）簡單例子：一個曾做了兩次逃兵的政客，第三次遇到同樣情形時卻有膽子拿起武器參戰(zhàn)，恰恰是因為他此前的屈辱記憶的刺激作用。要對他是否參戰(zhàn)的可能性作出估測，必須參考他過去的行為以及現在對戰(zhàn)斗的態(tài)度。因此，歷史的可能性比數學的可能性復雜得多。上帝不是在擲骰子，而人類也不是骰子。我們回到科林伍德對因果關系真正的“歷史形式”的論述，在他看來，“被造成的”事件就是負有責任的、清醒的主體所發(fā)出的自由且蓄意的行為。如德雷所說，主體在過去的“行為原則”在我們看來并不總是那么理性的。

盡管如此，還有一個問題有待回答。我們究竟怎樣去區(qū)別有可能實現卻沒有實現的選擇和根本不可能實現的選擇？針對反事實方法，最常出現的質疑就是認為它依賴于“那些很明顯從未存在過的事實”。因此，我們沒有可以用來回答反事實問題的相關知識。但情況并非如此，要回答這個問題很簡單：只有經歷史考證證明當時的人的確考慮過的那些可能性，我們才應該將其看成是合理的或可能發(fā)生的。

這是很關鍵的一點，但似乎被奧克肖特忽略了。我們常說，過去曾經也是未來；就未來而言，過去的人們不比我們知道得更多。他們所能做的只是去思考未來可能怎樣、合理的結果應該怎樣。過去有些人或許對未來根本就漠不關心。也可能過去很多人非?？隙ㄎ磥頃鞘裁礃幼樱袝r候歷史甚至真如他們所想的那樣發(fā)展。但過去大多數人所考慮的不只是一種可能。雖然最終只有一種可能性實現，但在發(fā)生之前的那一刻它并不比其他可能性更現實（盡管現在看來它似乎更有可能發(fā)生）?，F在，如果一切歷史都是（有記載的）思想的歷史，我們自然應該對人們曾思考過的一切可能的結果給予同等的重視。如果歷史學家根據實際發(fā)生的那個結果抹殺了人們認為合理的其他結果，他就別指望能“真實地”再現過去。因為僅僅考慮已經實現的可能性實際上犯了最基本的目的論錯誤。要理解過去的真實面目，我們就需要了解那些并沒發(fā)生但對當時的人來說有可能發(fā)生的那些事件。當實際結果出乎人們意料—人們事先根本就沒考慮到，之前的那些可能甚至會顯得更真實。

反事實分析的范圍因此被大大縮小了。此外，我們能合理思考的反事實問題必須是當時的人考慮過的問題，它們還被記載在存世的文本（或其他形式的記錄）中，被歷史學家認可為有效的歷史資料。這自然就將偶然性因素引入了歷史，因為哪些文本留存、哪些文本散失是沒有必然性可言的。但同時這說明反事實歷史也是行得通的。

反事實分析因此就有了雙重的合理依據。首先，討論因果關系問題時，在邏輯上就有必要提出“若非……”開頭的問題，去想象如果沒有我們設定的原因，會發(fā)生什么。因此，我們就必須要在判斷可能性的基礎上去建構合理的、可能發(fā)生的過去；前提是要有充分的歷史證據。其次，在蘭克看來，想弄清過去“真實的面目”究竟如何，這樣做是歷史的必然，因為我們必須同等地看待和重視事件發(fā)生前當時人們所考慮的一切可能性，比起他們始料未及的結果來，這些可能性更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