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紅兵：我承認對俠義的要求代表了個體人的軟弱狀態(tài)。面對強大困難時想到請朋友出面解決，這個時候用什么來要求朋友呢 俠義。只有軟弱時才對俠義有要求。但俠義并非這么簡單地產(chǎn)生的，在一個法制健全、民主的社會里，在一個個人可以充分發(fā)展自己的社會里，對“俠義”的要求可能會少一些，他可能首先想到法律，用法律來保護自己，所以武俠在這個時代的流行表明了某種社會不公正的存在，人們感到法律保護不了自己自然而然想到“狹義”。當然，反過來我們也會想到，在西方西部牛仔形象（這也是一種武俠）的流行，從人的意識來說，每個人都有一種英雄崇拜的情結(jié)，渴望在內(nèi)心有一個神圣形象并對之頂禮膜拜，這可能也是一種幻覺文化的產(chǎn)物。

鄧一光：文化幻想和科學幻想同屬于知識分子，這是知識分子超越和提升自己的利器，知識分子在提升自己的同時也提升了這個時代，比如說他們用這樣的幻想來解釋和發(fā)掘這個時代，為時代的進步注入新的理性能源。武俠小說的讀者中有不少知識分子，甚至相當優(yōu)秀的知識分子，他們對金庸的解讀已遠遠超過了金庸本身所提供的東西，他們把自己當作金庸學的一個因子，用自己的智慧建構(gòu)和完善了金庸學。

葛紅兵：如果我們說錢鐘書創(chuàng)造了一個人文神話，那么金庸創(chuàng)造了一個武俠神話。當一個知識分子及大眾對“文文化”的信念喪失了以后，他們會傾向于“武文化”，如金庸的俠義。這可以理解，金庸是順應(yīng)了人們，知識分子開始承認金庸，和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在社會上的生存方式、說話方式感到失望，覺得自己的能力有限，對這個社會的能動作用很小有關(guān)，這個這個時候欣賞金庸，也意味著知識分子對自己現(xiàn)狀的某種不滿。

劉川鄂：你這是從欣賞者本身的角度來分析。欣賞金庸，鼓吹金庸大有人在。有些人在鼓吹金庸的時候就把教授對金庸的欣賞當作一個很重要的條件。這未必是有道理的。因為，一方面他只是一種欣賞而非很理性的價值判斷。而且喜歡金庸的大部分是一些理工科的教授，當然也包括一些搞文學的人。喜歡和評價是不一樣的，就像藝術(shù)欣賞與藝術(shù)批評不完全一樣，所以有多少教授喜歡金庸不能作為評價金庸作品價值的重要依據(jù)。……科幻主要是人與自然，而武俠是人與社會。武俠中的國仇、家仇、幫仇往往是對現(xiàn)實無奈的表現(xiàn)，也是消極的表現(xiàn)。武俠，不論是武俠這種歷史現(xiàn)象，還是武俠文學，武俠文化，對中國社會，歷史并沒有多少正面的參與和積極推動的價值。我覺得對武俠小說藝術(shù)性不必太當回事，主要只是娛樂。我評價文學的價值是看人性含量和審美創(chuàng)造的含量，從這方面來看武俠，評價是不會太高的。

葛紅兵：俠義是有破壞性的，它和現(xiàn)代社會法的精神是背道而馳的。

劉川鄂：它(俠義)對秩序建立不利的。

葛紅兵：我覺得它可能與知識分子對文化的失望有關(guān)系，文人文化失望導(dǎo)致武文化的誕生。它是一種《桃花源記》式的浪漫主義，如桃花島啊，純美的女孩啊，無所不能的大俠啊。

鄧一光：武俠文學的好看不能忽略，有些問題就是那么簡單，你把問題搞得那么復(fù)雜，其實沒有那么復(fù)雜，它就是好看，能夠包容住閱讀者，而且能夠給閱讀者以個人想象的空間，從而在閱讀的范疇中完善它。但是，文學肯定是多元的，有可讀的一面，也有不可讀的一面，有大眾化的一面，也有非大眾化的一面，文學是千面人，因為精神世界是千面的，如果文學把它不妥協(xié)的一面放棄了，文學就不成其為文學了，文學就被清除出場了。

劉川鄂：我有個學體育的鄰居說他不喜歡金庸，什么一個人戰(zhàn)勝幾十個人，赤手空拳打遍天下無敵手，都是瞎扯！都是一種反現(xiàn)實反科學反人性的癡心妄想。我非常同意鄧一光說的，真正的文學應(yīng)該堅守其立場。

鄧一光：好的作品確實有一種閱讀挑戰(zhàn)，這種挑戰(zhàn)是如何造成的 因為這里面具有智力、藝術(shù)、思想，這些東西在解讀時本來就有一定困難，如果把這些都放棄了，挑戰(zhàn)性打哪兒來呢 那我們干脆一天到晚讀三字經(jīng)吧，瑯瑯上口，但我們就沒有文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