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稱，1993年，克林頓的政治顧問詹姆斯·卡維爾曾經(jīng)開玩笑說，希望自己來世能夠成為債券市場，因為那樣他就可以擁有真正的權力。我們所談到的市場的權力，就是一種結構性權力。一個種植小麥的農民想要賺更多的錢來給上大學的女兒交學費，所以決定多種小麥。但是如果其他農民也和他一樣增加小麥種植量（在市場需求不變的情況下），在市場力量的作用下，他的收入會隨著小麥價格的下跌而下降，從而影響到他女兒的教育前景。在完善的市場環(huán)境中，個人沒有定價權。但無數(shù)看不見的個人獨立作出的決定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市場的供求關系，從而決定了價格。這也是貧窮國家生產的商品經(jīng)常遭遇大幅貿易價格變動的原因。但如果個人能夠將賣方壟斷要素（單一銷售商）或買方壟斷要素（單一購買者）引入市場，從而改變市場結構，那么他就可以通過廣告宣傳、創(chuàng)造品牌忠誠度、選擇專門銷售地點等途徑將自己的產品與其他產品區(qū)分開，從而獲得一定的定價權。石油生產國則可以成立像石油輸出國組織那樣的聯(lián)合體。

不同分析家從不同學科視角出發(fā)，分析了復雜的因果關系模型，區(qū)分了個體選擇與較大的結構。例如，與政治學家相比，社會學家對具體行為及結果的關注較少。與權力的第一個層面一樣，只關注單獨行為體的分析家顯然無法充分理解并描述權力關系。但是，與權力的第二和第三個層面一樣，那些只關注廣泛社會力量和長遠歷史前景的分析家對個體選擇與意圖的關注太少，而個體選擇與意圖在政策中至關重要。一些批評家認為我對權力的定義過于“以行為體為中心”，但我對權力的定義即使沒有涵蓋結構的所有方面，也對結構性力量有所考慮。

一些分析家認為，區(qū)分權力的三個方面是沒有價值的概念抽象化，所有權力最終都可以歸結為第一個層面的權力。然而，如果采納這種觀點，我們對行為的理解就會受到限制，從而限制政策制定者制定的用以實現(xiàn)目標的戰(zhàn)略。命令式權力（第一個層面的權力）是很容易被察覺和了解的。它是硬實力的基礎，是通過威脅與報償?shù)玫较胍慕Y果的能力。第二和第三個層面的同化式權力比命令式權力更微妙，也因此而更不容易被察覺。同化式權力可以促進軟實力的形成，軟實力是通過議程設置、說服和吸引等同化手段得到想要的結果的能力。政策制定者常常只關注硬性的命令式權力，強迫他人違背最初的偏好行事，而忽視源自偏好形成的軟實力。但當同化手段可行時，政策制定者既可以節(jié)省胡蘿卜，也可以節(jié)省大棒。

在全球政治中，國家行為體尋求的一些目標更容易受到權力的第二和第三而不是第一個層面的影響。阿諾德·沃爾弗斯曾經(jīng)對持有目標和環(huán)境目標進行了區(qū)分，持有目標是具體且通常有形的目標，環(huán)境目標是結構性且無形的目標。例如，獲取資源、獲得駐軍權力或達成貿易協(xié)定都是持有目標，而促進開放的貿易體系、自由市場、民主和人權則屬于環(huán)境目標。用我們前面使用的術語來理解，我們可以認為國家擁有具體目標和整體或結構性目標。只關注命令式權力和權力的第一個層面會在如何促進目標實現(xiàn)的問題上對我們產生誤導。例如，要促進民主，單憑軍事手段不如將軍事手段與軟實力手段相結合更有效，伊拉克戰(zhàn)爭已經(jīng)證明了這一點。吸引和說服的軟實力同時具有動因性和結構性。例如，一國可以通過公共外交等行為吸引其他國家，但它同時也可以通過自身示范的結構性效應或“山巔之城”效應達到同樣的目的。

不能將權力的三個層面全部歸結為第一個層面的另一個原因是，這樣做會減少對網(wǎng)絡的關注，而網(wǎng)絡是21世紀一種重要的結構性權力。信息時代，網(wǎng)絡的重要性日益提高，行為體在社交網(wǎng)絡中的位置可以成為重要的權力資源。例如，在軸輻式網(wǎng)絡中，中心軸的位置可以成為權力的來源。如果你與其他朋友的溝通要通過我來完成，那么我就獲得了權力。如果社交網(wǎng)絡中的邊緣節(jié)點之間并不直接相連，他們之間的溝通要通過中心點來完成，這種依賴性就會塑造他們的議程。比如，很多前法屬非洲殖民地國家在獨立后，仍然要通過法國來進行彼此之間的溝通，這就增強了法國塑造它們的議程的權力。

理論家們指出，在其他更復雜的網(wǎng)絡中，阻止網(wǎng)絡某些部分直接溝通的結構性空缺具有重要作用。能夠彌補或利用這些結構性空缺的行為體可以控制其他行為體之間的交流，從而將位置轉化為權力資源。此外，網(wǎng)絡的廣泛性也與權力相關。廣泛的網(wǎng)絡紐帶即使是微弱的，也有助于行為體對新的創(chuàng)新性信息的獲取與傳播。這些紐帶可以以合作的方式成功地將不同群體聯(lián)系在一起，從而增強一國獲得與他國相關而不是超越他國的權力的能力。經(jīng)濟學家肯尼思·博爾丁將創(chuàng)建信任網(wǎng)絡，使不同群體為了實現(xiàn)共同目標而合作的能力稱為“整合力量”。心理學家則指出：“多年研究表明，在權力的獲取與運用上，與武力、欺騙或恐怖手段相比，共鳴和社交智力更重要?！?/p>

政治理論家漢娜·阿倫特曾經(jīng)說過：“人的力量會在集體行動中迅速增強?！蓖瑯?，一國可以通過參與及與其他國家共同行動，而不僅僅是與其他國家作對，來掌握全球權力。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家約翰·伊肯伯里認為，“二戰(zhàn)”后美國的權力依賴于制度網(wǎng)絡。這個網(wǎng)絡約束了美國，但對其他國家卻是開放的，由此增強了美國與其他國家共同行動的力量。這是我們評估當前國際體系下國家權力的重要一點，也是我們評估21世紀中美兩國權力未來的一個重要方面。例如，從權力的第三個層面來看，如果美國能夠參與到更多的溝通網(wǎng)絡中，那它塑造偏好的機會就會大大增加。

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時，應該首先考慮第二和第三個層面的權力，即爭取通過偏好形成和議程設定來塑造環(huán)境，而不是一開始就試圖運用第一個層面的命令式權力。簡言之，那些堅持將第二和第三兩個層面的權力歸結為第一個層面權力的人會遺漏21世紀日益重要的權力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