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兄重視子弟的教育，本是中國宗族社會的牢固傳統(tǒng)。遇到求變的形勢，這種舊心態(tài)卻促成子弟教育的新變化?？梢哉f，這是中國傳統(tǒng)在新條件下的一種反映。

有新式的家塾，自然也產(chǎn)生了新的塾師。家塾的工資吸引，所以有新學學生、留學生做家庭教師。像楊亮功的教師就是上海格致書院的畢業(yè)生，不到四十歲。楊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頁2。教材方面，既沒有完全放棄經(jīng)書，也加了一些新教材，形成一種新舊教材參用的局面。但因為新式教材并未完備，因此只能是各就所好，花樣百出。有些摻一些上海出的新式小學教材，像陳立夫偶爾會讀商務印書館的教科書，楊亮功的教師訂購上海文明書局的史地動植物各種小學教科書，有插圖。郭沫若讀的筆算數(shù)學，是上海教會學堂出版的，教者本身也沒有學過，自修一遍便教學生，由加減乘除一直學到開方。由于當時的學生中文還有相當?shù)鬃?，而專為兒童寫的中文教材在?nèi)地既不易找，讀了幾年學塾的學生也覺得太淺，所以所讀的中文書也有相當深的，馮友蘭讀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郭沫若讀《左傳》和《東萊博議》?！稏|萊博議》在八股盛行時也是一本常為人所讀的書。這些書雖然不淺，但相對于佶倔聱牙的《書經(jīng)》，最少能被學生理解。

能延師辦家塾的家庭，經(jīng)濟相對寬裕，辦起家塾中的新學也并不馬虎，除了上體操課有操衣，郭沫若的家塾墻上，還掛四大幅合成一面的彩色東亞輿地全圖。相對于以前一些士子讀了幾十年經(jīng)書，連長江可以通于海也糊里糊涂，這些新動作自然令學生感到煥然一新。郭沫若《我的童年》頁44。包天笑在蘇州開書局時曾售日本出的中國地圖，包天笑嘲謂許多專學八股的讀書人買來看，好弄清長江是否通海，見《釧影樓回憶錄》163頁。

至于教法方面，楊亮功投訴說讀經(jīng)書仍然死背，遇到難句長句才略為講解。但同時又補充說當時是1903年，科舉未廢，在內(nèi)地來說，所教的內(nèi)容已算是開新風氣了。

上面所提的，都是家塾，雖然有些僻處安徽、四川，但受到家庭經(jīng)濟條件的影響，在接觸新學上，仍可占得先機。能夠早在變革之初甚至變革之前，透過讀家塾而接觸新知識的，在全中國的學塾中，恐怕只是少數(shù)。相對來說，以教師為中心的私塾，變化似乎比較少。只有豐子愷說過他的私塾教師因為學校初興，而忽然要把私塾大加改良，先買了一架風琴，自己練幾天，就教學生唱歌；又請朋友來教體操。豐子愷《豐子愷自述》頁66。豐子愷是名畫家及散文家。其實當時已是1910年或以后了，比之1901年的學校初興，已差了很多年。所以，貧窮人家的孩子在追求新學的時間上，無疑較為吃虧，像容閎中國近代最早的留美畢業(yè)生。這樣，能夠較早期接觸新學的，主要是受教會學校教育。馬敘倫這樣的例子是后來才有。他的求學過程幾經(jīng)波折，直到十多歲還沒有得到好教導，但因為占有地利，生長于得風氣之先的江浙地區(qū)，因此能夠早在1898年前后就進入由新式人物辦的學塾，最后成為一代名學者。這大概是窮孩子最走運的例子了。

馬敘倫這一種渠道，已不能算是學塾而傳授新學的例證，因為雖然名為養(yǎng)正書塾，但形式是外國學堂式的，只是與同在杭州的求是書院比起來，又不算正式的新式教育機構(gòu)。馬敘倫說，其實這種書院學塾都是不中不外不今不古，不過不得不叫他們做新式教育機關。程度可以說是現(xiàn)在的初小三四年到高中的混合體。進去的時候，里面有二班三班四班三個班頭，二班學生不過六七個人，都會做滿篇的文章，年紀也都在二十左右了?？颇恐挥袣v史地理英文，歷史地理還沒有教科書，所以歷史讀整部的《御批通鑒輯覽》、地理是《水道提綱》。馬敘倫《我在六十歲以前》頁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