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星

“哥倫比亞模式”的啟示

既然通識教育的“哥倫比亞模式”以小班討論的教學方式為特點，那么借鑒或實施這個模式是否可行呢？首先應當承認，這是一個代價極其高昂的模式。為了讓每個學生都有參與的機會，討論班只能限制在25人以下。結果是，原來一兩百學生同時上一門大課，只要一個教授、一個階梯教室就能解決的課程，現(xiàn)在卻需要五倍以上的教師，無數會議室式的教室，再加上人手一冊的若干經典原著而非一本通史教科書。對于任何沒有小班討論傳統(tǒng)的大學來說，這不僅是一個教學觀念或方法的轉變，而且是一筆巨大的投資。

其次，隨著當今高校問責制的興起，“哥倫比亞模式”對于教學效果的評估也形成巨大的挑戰(zhàn)。在大課教學中，學生從老師那里得到的“知識”只要通過一張考卷就能一覽無余，而通過小班討論，學生學到的是讀書的習慣、獨立思考的能力，以及表達思想的方法。后者的教學效果是很難通過考試來檢驗的。

行文至此，我們多少可以猜測到一些關于哥倫比亞學院的核心課程為什么在美國高校里備受冷落的原因了。美國人現(xiàn)在生活在一個“快餐”時代、一個講究短平快的社會里。大學雖然表面看來是由教授專家治校，但很多時候其實受到市場需求的左右。大學在設計課程的時候，除了顧及教學目的和學科特點而外，還要考慮如何展示教學成果，就像華爾街的投資人需要用圖表來顯示股價的起落?；谶@樣的考慮，大學更愿意在教學內容方面下工夫。比如，女權運動和民權運動的倡導者們指責核心課程讓學生只讀早已死去的白人和男性作家的作品，那么我們就在書單里加上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和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這樣的改革在多元文化流行的今天，順天命、得人心。與此同時，也有觀點認為，“哥倫比亞模式”堅持小班討論的方式，逆潮流、認死理，而且勞民傷財。

但是，當通識教育作為大學本科教育的一個組成部分已經被當今社會普遍接受，又有多少人能夠或者愿意回過頭去重新思考一下通識教育的目的？假如通識教育的目的僅僅是為了給學生增加一些他們專業(yè)以外的文理學科知識，那么我們?yōu)槭裁床凰餍蚤_一大串選修課，就像餐館開列長長的菜單，讓顧客各取所需？為了考慮學生知識結構的平衡，頂多將菜單分門別類，要求學生一定要在冷盤、熱炒和甜點各項之間都選夠一定的項目。

顯然，這種以知識傳授為目的的所謂“通識教育”和我們所理解的以素質培養(yǎng)為目的的“通識教育”相距甚遠。依筆者愚見，以原國家教委1995年在華中召開“文化素質教育試點工作會議”為起點，國內大學所推動的“大學本科通識教育”似乎更接近后者，即重在培養(yǎng)完整的人、塑造未來社會的公民和領袖。基于此，在借鑒國外大學通識教育的時候，即使“哥倫比亞模式”與其他模式相比更難實施、亦更不容易見到成效，但這樣的通識教育至少在三個方面更加符合我們推行大學本科通識教育的初衷。

其一，“哥倫比亞模式”的實施將有效地打破中國教育“老師講、學生聽”的傳統(tǒng)，幫助學生養(yǎng)成一種主動參與學習過程的習慣。而在大學生涯的開始就進行這種新的學習方法的訓練，不僅會對學生整個大學和研究生教育產生積極的影響，而且會使他們終身受益。

其二，在學習內容方面，“哥倫比亞模式”不就事論事，不刻意追求時尚，而是讓學生踏踏實實地從一種文化和思想形成的歷史經典中去尋根溯源。青年學生從大學伊始形成這樣的學風，將來走向社會以后遇事隨波逐流的可能性大概會低一些。

其三，“哥倫比亞模式”對于很多大學現(xiàn)行的教學方法更是一種挑戰(zhàn)。今天的大學教授本身大多從小在“填鴨式”教學方法下成長起來。讓他們變一下思路、換一種教法實在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從這個意義上說，通識教育之于中國大學應當不僅僅是一個學生學什么、怎樣學的問題，而且是關于教師教什么、如何教的問題。

實施“哥倫比亞模式”的通識教育，最大的難點在于師資。甘陽曾提出建立助教制度、充分利用現(xiàn)有的研究生資源，確是一個一舉兩得、切實可行的方案。但是，從哥倫比亞學院八十多年的經驗來看，研究生最大的弱點是本身缺少深厚的文史根底。就像一名導游初次帶團，雖然熟知景點，卻無法帶領游客領略景點所包含的歷史文化底蘊。加上中國大學的研究生在自己的教育過程中缺乏參與意識，上好小班討論課實屬不易。有鑒于此，國內大學通識教育方案的設計實在需要在兩條戰(zhàn)線上同時展開。

在考慮本科通識教育的內容與教學方式的同時，還必須對研究生、特別是博士生教育的科目設置作出相應的調整。在國外，碩士科目還包括一些比較應用型的學科，但博士教育基本上是以學術研究和大學教師作為培養(yǎng)目標的。假如中國的大學博士點能夠將這一點說明在先，那么近年來不管對教學科研是否有興趣都盲目考研的現(xiàn)象也許會得到一些糾正。明乎此，大學就能名正言順地將教學法列入研究生、特別是博士生的必修課程。這樣，研究生在進入專業(yè)學習和研究的同時進行與學科有關的教學法培訓。順利通過培訓的研究生可以讓他們開始教本科的通識教育課程，既給他們一個實踐教學的機會，也讓他們得到一定的經濟上的補貼。

與此同時，每一位資深教授必須承擔一定的通識課程。可以這樣說，假如一所大學的本科通識課程沒有全職、資深教授的參與，那么這個學校的通識教育一定是失敗的。事情有時候就是這么簡單。

作者簡介：

程星，哥倫比亞大學本科生院（哥倫比亞學院和工程學院）助理院長，分管研究與規(guī)劃。在弗吉尼亞理工大學獲得文學碩士與高等教育管理學博士、并在哥倫比亞大學國際經濟政策與管理專業(yè)獲公共管理碩士。過去17年來在美國各類大學擔當高校管理、研究與教學工作。1990—1995年在科羅拉多州政府社區(qū)學院系統(tǒng)辦公室擔任研究員；1995—1997年在加州大學圣巴巴拉分校擔任院校研究辦公室副主任；1997—1999年在紐約市立大學斯坦頓島分校擔任院校研究辦公室主任；1999年至今任職哥倫比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