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1963年5月2日《哈佛紅》上刊登《哈佛購買大使賓館，代替達德利和立透樓》（Harvard Buys Ambassador Hotel，To Replace Dudley，Little Halls）記述了哈佛購買大使賓館的情況及其內(nèi)部設(shè)施。1963年12月20日《哈佛紅》上刊登《廣播站、達德利樓今日搬遷》（Radio Station，Dudley House Move Today）記述了遷入大使賓館的情況。1963年5月16日《哈佛紅》上刊登《哈佛廣播站必須于1964年12月前搬出達德利樓》（WHRB Must Leave Dudley By Dec.，1964 [作者按：原文如此]）。1963年9月26日刊登的《達德利樓和立透樓拆遷期限確定》（Demolition Deadline for Dudley House，Little Hall Revealed）記述了1964年初敦斯特街16號拆除情況。費正清在自傳第356頁把這個時間誤記為1960年。關(guān)于學生通勤站遷入雷曼樓（Lehman Hall）的情況，參見1967年2月11日《哈佛紅》刊登《達德利餐廳關(guān)閉，新生不能在此就餐》（Kitchen Curtain Falls on Dudley: Freshmen Barred From Dining Hall）一文。關(guān)于1967年柯立芝樓的命名，參見1967年11月18日《哈佛紅》上刊登《達德利餐廳的老地址被命名為柯立芝樓》（Dudley House's Old Home Christened Coolidge Hall）。

該樓二層建起了一個餐廳，以供三個研究中心的人們和他們的客人使用。布萊克夫人是一位令人難忘的女性，她負責管理這里的餐廳，并常準備些簡單而可口的飯菜，且引以為豪。這里的飯菜得到三個研究中心的補助。完整的一餐是99美分，因為超過1美元就要納稅。學者們午餐時間聚在一起，邊享用美食，邊交流學術(shù)，這個習慣從敦斯特街16號就開始了。在劍橋街1737號，午餐會成了東亞研究中心根深蒂固的傳統(tǒng)。每天的午餐時間，這里的學術(shù)討論非?；顫?，可以獲取很多信息，新英格蘭地區(qū)的學者們都被吸引過來，于是很不正式但卻令人興奮的午餐會就在這里扎根了。那時，這里形成的仍是一個由治學嚴謹?shù)膶W者們組成的關(guān)系親密的小群體。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午餐會的規(guī)模和參加人員都變了，哈佛教授和高級訪問學者主導了這里的聚會，而研究生們因為在柯立芝樓沒有辦公空間，到這里來的少了，沒有過去那樣容易見到了。午餐費用的上漲也使得學生們不再過來午餐了。盡管如此，每天中午哈佛中國研究專家在柯立芝樓餐廳里（后來搬到了一層）的午餐會形成了傳統(tǒng)并一直延續(xù)下來，直到2002年秋這棟樓被拆除為止。

盡管費正清自己很少參加閑聊，也不常來這里參加其他學者們的午餐對話，但他很支持這個活動，因為他欣賞聚會所體現(xiàn)的合作共事的精神。他的幽默和微笑使得東亞研究中心的交流更為輕松，也使中心充滿了好客的氣氛。自我調(diào)侃是費正清人格的一個重要方面。例如，1962年10月，當他給東亞研究中心提交一份備忘錄的時候，就把自己稱為“蔣介費”（“Chiang K'ai Fairbank”）①。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一些重要的公眾人物被指責弄丟了中國，應(yīng)該為共產(chǎn)主義在中國取得勝利負責。費正清喜歡開玩笑說五個約翰弄丟了中國。然后，他會面無表情地說出這五個人的名字：約翰·C.文森特（John Carter Vincent，即范宣德）、約翰·S.謝偉思（John Stewart Service）、約翰·P.戴維斯②（John Paton Davies）、約翰·K·費（John King Fairbank，即費正清）、約翰·介石③（John Kai-she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