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國時期的一天，剛到北大任教的辜鴻銘梳著整齊的小辮子走進課堂，北大學子頓時哄堂大笑。辜卻平靜地說：“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卻是無形的。”

這句話在民國初年成為了保守派的經(jīng)典辯詞。生活在時局驟變的年代，辜鴻銘的一生在“頭上有辮、心中無辮”的矛盾掙扎中度過。

辜鴻銘留著辮子，穿著舊服，卻在北大講授英國文學；他為“三妻四妾”滔滔辯解，卻終生不負發(fā)妻；他一生推崇皇權，卻當中賦詩蔑視慈禧太后；他一生游歷多國，獲13個博士學位，精通9國語言，卻輕視西學，痛罵洋人，推崇中國文化，吹捧中國人，甚至為大清王朝留下最后一根辮子（至1928年死的時候還留著）。

辜鴻銘“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娶在東洋，仕在北洋”。他是天生的怪杰，又是時代的怪胎，是辛亥革命之后半封建、半共和、半殖民社會的“活化石”。

其實，不徹底的辛亥革命導致人們的價值觀和辜氏一樣，處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西學與中學的矛盾中，只是大多數(shù)人是“頭上無辮、心中有辮”。

正當先施百貨蒸蒸日上時，先施公司決定招聘女售貨員，以方便女顧客。但是當時女主內(nèi)男主外、女人在家相夫教子的觀念依然盛行，招聘啟事貼出一個多月無一人敢來應聘。先施百貨的老板娘霍慶棠一不做二不休，親自披掛上陣做起了公司化妝品部的售貨員，還帶動兩個小姑和她一起來售貨。她儀態(tài)端莊，善于辭令，熟識貨品，服務周到，深受男女顧客歡迎，一時間“三個女人同臺站”的佳話傳遍上海、香港和澳門。后來，霍慶棠還帶頭剪去發(fā)辮，從此女性短發(fā)的干練之風迎來思想解放之風。

像巾幗英雄霍慶棠解放女性勞動力一樣，民族企業(yè)在發(fā)展過程中不斷地解放國人思想桎梏。但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國人的思想準備顯然還不夠充分地迎接一個資本主義時代。

1903年的一天，正在日本留學的陳獨秀，因看不慣大清留日學生學監(jiān)姚煜生活腐敗、思想頑固，拼命壓制進步學生，一怒之下伙同鄒容、張繼闖進姚的房間，將他按在地上，揮起剪刀親手將姚的辮子剪掉。

或許陳獨秀是強行剪掉大清命官辮子的第一人。如此偶然的事件卻是陳獨秀悲壯一生的寫照。雖然大清王朝頭上的“辮子”不是他剪掉的，但是他卻窮其一生智慧剪掉國民靈魂中的“辮子”。

十二年之后，陳獨秀在上海創(chuàng)辦《青年雜志》，舉起“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的大旗，猛烈抨擊孔孟舊文化，倡導新文化。一時間中國知識分子群起響應，新思想呈現(xiàn)百花齊放之勢，縱觀上下五千年，如此思想解放運動也就只有先秦諸子百家爭鳴和當今“新文化運動”兩次。

大清王朝茍延殘喘遲遲才倒下，辛亥革命的爆發(fā)卻顯得突然。雖中華民國以民主共和昭示天下，但天下人并未真正理解民主共和為何物，更惆悵于孔孟之道如何擺正。新文化運動以“四個提倡、四個反對”鮮明立場，徹底給國人洗了一次腦，倡導新的價值觀，剪去纏繞國人靈魂的“辮子”。

“四個提倡、四個反對”即提倡民主，反對獨裁專制；提倡科學，反對愚昧盲從；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

任何運動都要“師出有名”，“一種力量只會被另外一種力量推翻，而不會被一種理念推翻”，但是另外一種力量的源泉恰恰是一種理念。中國民族企業(yè)在“荒涼”的華夏大地生根發(fā)展，首先需要思想家來拓荒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