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維多利亞時代中期這一救助系統(tǒng)至少適用于10%的英國人口，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該法案才失效。

《濟貧法》改革的核心目的是將應對風險和不幸的責任由社團轉移到個人，并迫使人們接受市場確定的任何工資標準。在20世紀末許多國家的福利改革都重申了相同的原則，這些改革對重新規(guī)劃自由市場機制提供了支持。

在新右派時代，如同維多利亞時代早期一樣，先前施行的福利制度產生了意料不到的后果，必須對之進行改革。19世紀依據(jù)當?shù)貥藴蕦べY實行補助的福利系統(tǒng)派生出許多救助流浪人員的機制，事實證明是可持續(xù)的。到20世紀80年代，一些“貝弗里奇派”福利國家的制度不再適用于最新的家庭和工作模式，日益使貧困變得機制化而不是去消除它。新右派政策制定者發(fā)現(xiàn)了福利系統(tǒng)面臨的這一危險，通過修改福利規(guī)章來應對自由市場時代的需求。

在19世紀中葉，與《濟貧法》改革同等重要的事件就是消除阻礙市場決定工資的立法行動。大衛(wèi)·李嘉圖闡述了老牌經濟學家對此問題的正統(tǒng)觀點：“工資應反映市場競爭的公平和自由度，永遠不能被立法干涉?！?/p>

正是在這一關于放任主義的權威論述的推動下，于14世紀黑死病瘟疫之后制定的《學徒法》（Statue of Apprentices）被廢除，其他一些對工資進行限定的法律也于19世紀30年代前走向終結。甚至于1833年、1844年和1847年的《工廠法》（Factory Acts）也極力避免與放任主義正統(tǒng)學說產生任何正面沖突?！肮椭骱凸蛦T自由簽訂合同的原則必須得到尊重，他們之間的關系不受到任何直接的立法干涉……關于此規(guī)定的爭論或許還將持續(xù)半個世紀，雖然此規(guī)定日益受到質疑，但不干涉的原則仍然不容侵犯?！?/p>

19世紀中葉英國在建立自由市場機制的過程中采取了三個具有決定意義的步驟：取消農業(yè)保護，建立自由貿易制度；改革《濟貧法》以強制窮人工作；廢除政府任何干預工資的做法。這些關鍵舉措在19世紀30年代市場經濟基礎上構建起維多利亞時代中期不受約束的自由市場制度，成為之后所有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模板。

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全世界也采取了上述三項措施，即改革福利制度，讓窮人努力去找工作；廢除工資管理機構和其他調控收入的做法；向全球自由貿易敞開國內市場。這些舉措是該時期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核心基礎。建立自由市場制度的核心就是建立起自由流動的勞動力市場。英國、美國、新西蘭、墨西哥等一些國家通過國際金融機構采取了對勞動力流動的整體調節(jié)措施，以達到自由制度所要求的勞動力像其他商品一樣自由流動的目標。

從很多方面來說，19世紀英國建立自由市場制度是歷史上獨一無二的事件，這一制度在獨特的、幸運的歷史條件下產生，運行了一段時間，取得了一定成績。歐洲的其他國家都沒有像英國那樣嘗試建立自由市場制度。19世紀英國的自由市場工程與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該工程一樣，如果不是伴隨大規(guī)模經濟流動和技術革新的歷史趨勢，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建立自由市場制度的治國政略促進了英國一個世紀的發(fā)展。在這一歷史進程中，市場成為社會生活的主導力量。雖然市場交換古已有之，且市場經濟已經在英國存在了幾百年，但只有在真正的自由市場制度出現(xiàn)后，英國才建立起市場型社會。

卡爾·波蘭尼指出：“最終……由市場控制整個經濟系統(tǒng)成為整個社會組織最為重要的變化，這意味著社會運行成為市場的附屬物，不再是經濟體系鑲嵌在社會關系中，而是社會關系鑲嵌在經濟體系中?！边@里波蘭尼對兩種社會作了區(qū)分，其一是在市場交換框架內包含所有經濟活動的社會，在這一社會中經濟領域與社會其他領域密不可分；其二是市場自成獨立王國的社會，在這一社會中，市場發(fā)揮獨特作用，獨立于社會其他領域。

在前現(xiàn)代傳統(tǒng)社會中，價格通常具有與契約同等重要的地位，許多貨物不能買賣，物物交換只能在當?shù)睾陀H戚朋友間進行，“市場”還沒有成為一個獨特的社會和文化機構，在這樣的社會中，也就不存在所謂的“市場”。

而在市場型社會中，不僅經濟活動有別于社會生活中的其他活動，而且還發(fā)揮著調節(jié)甚至主導整個社會的作用。在現(xiàn)代化初期西北歐的幾個國家里，市場在不同程度上把國民從中世紀殘余社會習俗的控制中解放出來。然而除此之外，沒有國家建立起自由市場的社會制度。歐洲大陸國家有市場經濟但沒有市場型社會，直至今天仍是這樣。

波蘭尼注意到，市場型社會的出現(xiàn)不是偶然或是歷史自然演進的結果，而是政府不斷設計和系統(tǒng)地政治干預的產物。

將相互孤立的市場發(fā)展為市場經濟，又將其培育成能夠自我調節(jié)的市場確實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在19世紀，有人天真地認為這一進程是市場自然擴展的結果，他們沒有意識到將市場升級為能夠自我調節(jié)的系統(tǒng)并不是市場與生俱來的功能，這是在對社會有機體進行有效的人為刺激和推動下實現(xiàn)的，目的是適應機器化大生產的需要。

我們必須對波蘭尼上述馬克思主義式的解釋作出修正，為此，我們需要對19世紀初英國獨特的社會狀況有一個全面的了解。與歐洲大陸國家不同，英國很早就形成了高度個人主義的財產私有權文化，土地一直被當做商品交易，勞動力一直能四處流動，許多歐洲大陸國家封閉的鄉(xiāng)村生活在英國很少見。英國的家庭也有別于前現(xiàn)代國家的宗譜家庭，而更接近于現(xiàn)代核心家庭。總之，英國不像其他19世紀歐洲國家那樣還停留在農業(yè)社會。

有鑒于此，艾倫·麥克法蘭（Alan Macfarlane）的觀點似乎是正確的，他指出：“經濟人類學的一個主要理論是錯的，它認為英國16~19世紀的‘大轉型’是從一個沒有市場的、純農業(yè)的經濟活動鑲嵌于社會關系中的社會轉變?yōu)橐粋€擁有現(xiàn)代市場的，具有資本主義體制的，經濟和社會關系分離的社會。真的是這樣嗎？”艾倫繼續(xù)寫道：“這一觀點在卡爾·波蘭尼的著作中得到最清晰的表達……亞當·斯密在‘理性經濟人’假設基礎上搭建起經典經濟學框架，確信自己發(fā)現(xiàn)了普遍而永恒的真理。波蘭尼則認為亞當·斯密關于‘理性經濟人’的假設逃避了現(xiàn)實，指出這種不受社會習俗影響、沒有政治和社會需求的經濟人當時不可能存在，只是后來才出現(xiàn)的。但亞當·斯密在這一點上也是對的，而波蘭尼是錯的，因為在亞當·斯密寫作之前，‘人類經濟學和市場型社會已經在英國存在幾個世紀了’?！卑瑐愖詈罂偨Y道：“盡管如此，波蘭尼敏銳地觀察到亞當·斯密是在一個特殊的社會環(huán)境中寫作，這一點是對的。要知道英國在很多方面可能早就不同于我們所知道的其他所有農業(yè)文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