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斷過程很容易，”戈特曼說，“我昨天剛看過一盤錄像。女方說：‘我們是在周末滑雪時相遇的，他當時和他幾個朋友在一起，我有點兒喜歡他。我們本來約好一起出去，但他喝多了，就直接回家睡覺去了，害我苦等了3個小時。我把他弄醒后告訴他，我不希望受到這種待遇，還說他不是個好人。然后他說：嗯，不過，我真是喝多了?！背醮我娒鏁r，兩人的溝通方式就有很大的問題，而且很遺憾，這一模式充斥了兩人戀愛的始終。戈特曼接著說：“作出分析其實并不太難。剛開始進行這些訪談實驗的時候，我還想過，要是實驗對象接受訪談時恰好心情很糟怎么辦，但實際得出的預測結果還是準確得令人驚訝。而且，就算再追加一次訪談，你所觀察到的模式還是一模一樣的?！?/p>

在摩爾斯電碼中，有一種人稱“筆跡”（fist）的東西。理解了筆跡的含義，我們就能通過類比來弄懂戈特曼所說的話了。摩爾斯電碼由點和劃組成，每種點與劃都有其指定的長度，但卻從未有人能不差毫厘地遵循這些長度。當電報員發(fā)送信號——尤其是在使用人稱“平鍵”（straight key）或“甲蟲”（the bug）的老式手動機型時，每個人使用的字距、點劃長度都有所不同，組合點劃、字距的模式也因人而異。摩爾斯電碼就像說話一樣，每個人都有屬于自己的獨特聲音。

“二戰(zhàn)”期間，英軍召集了幾千名所謂的信號偵聽員，其中絕大多數(shù)都是女性。這些人的任務，就是夜以繼日地收聽德軍部隊的廣播。當然，德軍在廣播中使用的是電碼，因此，至少在戰(zhàn)爭伊始的一段時間內(nèi)，英軍一直無法弄懂敵軍在說什么。但這也無妨，因為沒過多久，僅靠聽取信號的節(jié)奏，英軍就逐漸吃透了每個德軍電報員的筆跡。通過這種方式，英軍得到了與廣播內(nèi)容近乎同等重要的情報——即發(fā)送電碼的人是誰?！叭绻汜槍δ承┬盘柭犚欢螘r間，那么你就能慢慢辨別出，比如說，這一個小組由3或4名電報員組成，他們輪班工作，并且每人都各有特點，”英國軍事歷史學家奈杰爾·韋斯特（Nigel West）如是說道，“而且，信號中總會出現(xiàn)與正題無關的開場白，以及不符規(guī)定的對話內(nèi)容。比如說，你今天好嗎？女朋友怎么樣了？慕尼黑的天氣如何？然后，你便可以填寫一張小卡片，記下所有諸如此類的訊息內(nèi)容，不出多久，你就從一定程度上認識那位發(fā)信號的人了。”

信號偵聽員們給監(jiān)聽對象取了名字，對他們的筆跡和風格作出描述，并匯總成監(jiān)聽對象性格特征的詳實資料。在辨認出信號發(fā)送者的身份后，偵聽員便會對信號進行定位。如此一來，英方便獲取到了更多的信息：即人物以及地點。韋斯特繼續(xù)說道：“信號偵聽員對德軍無線電報員所發(fā)信號的特征了如指掌，簡直可以在全歐洲范圍內(nèi)對他們進行‘如影隨形’的跟蹤了。”這對編組作戰(zhàn)序列可謂至關重要。所謂作戰(zhàn)序列，就是由敵軍各部在根據(jù)地的活動和位置組成的示意圖。因此，假如一名從屬于某部的無線電報員先是從佛羅倫薩發(fā)送電波，而3周之后你又發(fā)現(xiàn)了這名電報員，但此時的他身在奧地利的林茨，那么你就可以推測出，他從屬的部隊已經(jīng)從意大利北部轉(zhuǎn)移到了東部前線地帶。再比如，你知道某電報員從屬于一個坦克修理大隊，并且總在每天的12點鐘發(fā)射信號，但一場大戰(zhàn)過后，他在中午12點、下午4點以及晚上7點都發(fā)射了信號，那么你便可由此推出，他所屬部隊的活動變得頻繁了。如果長官在危急關頭問你：“你敢打包票Luftwaffe Fliegerkorps（德軍空軍中隊）現(xiàn)位于托布魯克邊境，而非意大利嗎？”你就可以回答：“是的，因為那個人是奧斯卡，我們百分之百確定?！?/p>

筆跡是在自然而然之間流露的，這一點至關重要。無線電報員們并沒有費盡心機地讓自己的信號獨一無二。這種獨一無二是無須刻意的，因為在使用摩爾斯電碼時，電碼發(fā)送者的一些性格特征會順其自然地顯現(xiàn)出來。另外，即使是從摩爾斯電碼最小的組成單元中，我們也能捕捉到筆跡的影子。我們只需聽取幾個代碼，便能夠識別發(fā)信人的特征，此特征并不會隨段落的不同而改變或消失，亦不會只在某個詞句或短語中才有所顯現(xiàn)。正因如此，英軍的信號偵聽員只需聽取幾段信號，便能肯定無疑地判斷：“這個人是奧斯卡，由此可以推出，他的部隊現(xiàn)在的確在托布魯克邊境?！泵课浑妶髥T的筆跡是始終如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