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1年5月，當牛頓的船向安提瓜島行駛時，船上的非洲人比英國人還多：奴隸有174名，而船員只有30名，其中7名船員還得了病。對奴隸主來說，這是一個危險時刻，不僅僅是因為在如此擁擠的船只上，一旦爆發(fā)霍亂或者痢疾會帶來多么致命的影響，更因為他們還面臨奴隸暴動的危險。牛頓就因5月26日的警覺性而受到嘉獎：

傍晚，多虧上帝的眷顧，就在奴隸們準備反抗的幾個小時前，我發(fā)現(xiàn)了他們的陰謀。一個年輕人……他因為一開始身上起了一個大潰瘍，因此整個旅程中都沒有戴鐐銬。后來，他看似無意地從窗欄中漏給奴隸一根很大的解索針，并被奴隸中的一個人很高興地發(fā)現(xiàn)了。就在我發(fā)現(xiàn)這根解索針的一小時前，奴隸們已經(jīng)把它做成了一個好武器（一種不會弄出聲音的工具）。如果我沒有發(fā)現(xiàn)的話，奴隸中將有近20個人會在凌晨打開鐐銬。

次年，牛頓又有了一次相似的經(jīng)歷。當時，8名奴隸被發(fā)現(xiàn)藏有“一些刀具、石頭、子彈，還有一把鑿子”。犯事者后來都套上了軛和拇指夾以示懲罰。

諸如“阿蓋爾公爵”號等奴隸運輸船上的情景大同小異—擁擠、衛(wèi)生條件差、活動受限、食物不足—因此，在穿越大西洋的旅程中，平均7名奴隸中就有一名死亡一點也不奇怪。但奇怪的是，像牛頓那樣不忘給船員主持彌撒，并拒絕在禮拜天談論生意的人，竟然會從事販奴貿(mào)易，而且還能夠心安理得。在1753年1月26日寫給妻子的信中，牛頓為自己提供的辯護值得我們關注：

人類生來就有三大恩賜，無可置疑，它們就是宗教、自由和愛。在每一種恩賜中，我都得到了上帝的格外恩寵！看我周圍的這些國家，雖然這些國家中的居民相互之間言語不通，但我相信，他們也同樣相信這點，可是他們并未用語言表達過這一鼓舞人心的觀點。據(jù)此我判斷，這個觀點從來沒有在他們的頭腦中出現(xiàn)過。正如光明與黑暗之間并無過渡一樣，這些可憐的人也從未享受過我所享有的權利，他們完全地陷入邪惡與不幸中。他們沒有基督徒所享有的恩賜和光明的前景，而是被巫術、魔幻和各種迷信思想所欺騙和迷惑，他們腦中只有恐懼和無知。他們所能理解的唯一自由，就是能夠避免被賣的命運（這是我要強調(diào)的）；而就是這個卑微的愿望，他們也常常不能達成；我們常?？吹剑粋€剛剛用船販運奴隸的人，一周的時間還沒過完，自己就被以同樣的方式販賣，甚至是用同一艘船運送出去。至于愛，我相信他們中也許也有更為柔和的靈魂，正如我也曾遇到過的；但是在大部分的情況下，當我試圖解釋這個令人愉悅的詞語的時候，我很少能被人理解。

當一個人認為非洲人除了希望“避免被賣”的命運，而不知道自由為何物時，他怎么會認為是自己剝奪了非洲人的自由呢？

牛頓的態(tài)度并非特例。據(jù)牙買加的莊園主愛德華·朗說，非洲人“缺乏智慧，在文明和科學的進程中幾乎難有進步。他們沒有道德準則或規(guī)范……也根本沒有道德感”。他總結道，他們就是一個低劣的人種。詹姆斯·博斯韋爾雖然在其他許多情況下都積極呼吁自由，卻堅決否認“黑人受到了壓迫”，因為“非洲人世代都是奴隸”。

牛頓的日記清楚地表明，從奴隸運輸船起航開始，對奴隸的壓迫就開始了，并在奴隸下船被售的過程中持續(xù)進行。在牙買加（牛頓的奴隸一般供應這個市場），白人和黑人奴隸的比例是1∶10。在英屬圭亞那，這個比例是1∶20。沒有暴力的威脅，很難想象這樣的體制能夠長期維持。加勒比海如今還遺留一些用來約束奴隸的刑具—比如，防止奴隸逃跑的帶釘子的鐐銬，或者吊在脖子上的鐵塊（可以加碼以加重懲罰）—這些正是牙買加作為18世紀英國殖民地前沿的明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