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日益明顯的事實是，在20世紀下半葉，東方社會要想縮小不斷擴大的收入差距，唯一的方式便是效仿日本，部分采用（雖然不是全盤照搬）西方的體制和運作模式。結果，西方文明便逐漸成為一種模版，世界其他地方都渴望以其方式實施組織管理?？梢钥隙?，在1945年前，全球存在多種發(fā)展模式——如果利用計算機知識打個比方，即操作系統(tǒng)——可供非西方社會采用。但是最有吸引力的模式都起源于西方：自由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蘇維埃共產(chǎn)主義。

毫無疑問，緊跟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很多人也探討過以亞洲經(jīng)濟模式應對危機的辦法。但是，就連最熱心的文化相對論者也未建議，我們該回到中國明朝時代的體制。當前自由市場和政府干預的倡導者之間的爭論，說到底，是可識別的西方思想派別之間的爭論：亞當?斯密的追隨者和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信徒，還有少數(shù)仍然堅持追隨卡爾?馬克思的忠誠死硬派之間的爭論。這3個人的出生地——克科底、牛津和特里爾，不言自明地說明了問題。在實踐中，世界大部分地區(qū)現(xiàn)在都已融入西方經(jīng)濟體系。在這種體系中，如斯密所提出的，市場確定大多數(shù)的價格，決定貨物的流動和勞動分工，但政府扮演了一種接近于凱恩斯所設想的角色：出手干預市場，試圖平緩商業(yè)周期、減少收入不平等。

對于非經(jīng)濟體制而言，則沒有值得爭論的。在全球各地，大學機制都在向西方標準靠攏。醫(yī)療科學組織管理方式一樣，從秘密研發(fā)直到第一線的健康護理莫不如此。如今大多數(shù)人都接受了牛頓、達爾文和愛因斯坦所揭示的偉大科學真理，即使不認同這些真理，他們在發(fā)現(xiàn)流感或支氣管炎的癥狀時，也會急切地尋求西藥的治療。只有少數(shù)幾個社會在持續(xù)抵制西方營銷和消費模式的侵入及西方生活方式本身。越來越多的人吃的是西方食物，穿的是西式服裝，住的西方風格的居所。就連西方所特有的工作方式——每周工作五到六天，朝九晚五，每年享受兩到三個星期的假期——也漸漸成為通行的模式。同時，西方傳教士竭盡全力向世界其他地方輸出的信仰，已為1/3的全球人口所接受，并在全球人口規(guī)模最大的幾個國家中產(chǎn)生了可觀的效果。甚至連西方所開創(chuàng)的無神論思想，也取得了驚人的發(fā)展。

每過一年，就有更多的人像我們這樣購物、學習，像我們這樣保持（或不顧）健康、祈禱（或不祈禱）。漢堡、本生燈、邦迪、棒球帽和《圣經(jīng)》：不論你走到哪里，你都無法輕而易舉地避開這些。只有政治體制領域才存在巨大的全球差異。

所以說，提出西方文明的崛起是耶穌之后第二個千年的下半葉唯一最重要的歷史現(xiàn)象的，既不是“歐洲中心論”，也不是（與之對立的）“東方中心論”。這是不言自明的觀點，而此中的難題在于這是如何發(fā)生的。在15世紀后，西歐文明實力超過了從外面看來更具優(yōu)勢的東方帝國，此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很明顯，僅靠西斯廷大教堂之美是沒法給予充分解釋的。

這個問題表象的回答是（如果不叫贅述的話），西方以其帝國主義擴張性統(tǒng)治了全球。如今，對于很多人而言，提到歐洲帝國列強所犯下的罪行，他們仍然情緒激動，義憤填膺，怒不可遏。論及罪行，這顯然是事實，而且，本書也并沒有剔除這些內容。同樣明顯的是，不同的殖民形式——通過殖民地還是強取豪奪，導致的長期后果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從歷史角度看，帝國并不能就西方統(tǒng)治世界給出充分的解釋。在被馬列主義所譴責的帝國主義出現(xiàn)很久以前，世界上就存在過很多帝國。事實上，16世紀見證了大量的亞洲帝國崛起，實力顯著提升，版圖大面積擴張。同時，查理五世所構想的版圖從西班牙直到低地國家的大哈布斯堡帝國的擴張事業(yè)失敗后，歐洲支離破碎，四分五裂。宗教改革引發(fā)了一個多世紀的圍繞宗教開展的戰(zhàn)爭。

對于16世紀的旅行者而言，他們幾乎無法忽略其所見證的與西歐截然不同的情形。除了安娜卡利亞、埃及、阿老伯半島、美索不達米亞和也門，蘇萊曼大帝（1520~1566年）統(tǒng)治下的奧斯曼帝國版圖范圍延伸至巴爾干半島和匈牙利，并于1529年兵臨維也納城門。更靠近東方的地區(qū)，阿拔斯一世統(tǒng)治下的薩法維帝國（1587~1629年）將版圖從伊斯法罕和大不里士一路擴張，直到坎大哈；而從德里到孟加拉的印度北部則在偉大的莫臥爾皇帝阿克巴（1556~1620年）的統(tǒng)治之下。中國明朝有了長城的保護，似乎格外安全、平靜。在萬歷皇帝（1572~1620年）宮殿覲見的西方來訪者，幾乎沒人會預見到，在萬歷皇帝死后不到30年，這個王朝就傾覆了。弗蘭德外交使節(jié)——將郁金香從土耳其移植到荷蘭的那個人——在自己撰寫的從16世紀50年代的伊斯坦布爾開始記敘的傳記中，曾忐忑不安地將西方四分五裂的狀態(tài)與奧斯曼帝國“巨大的財富”作了一番比較。

不錯，16世紀時，西方在海外的活動緊張而繁忙。但是，對于偉大的東方帝國而言，葡萄牙和荷蘭船員的所作所為似乎恰好是文明承載者的對立面；如果說得難聽些，那么他們純粹是威脅著“中部王國”的最新出現(xiàn)的野蠻人，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們比倭寇散發(fā)的味道更惡臭。然而，除了印度紡織品和中國陶瓷品的上乘質量外，亞洲還有什么讓西方人著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