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等于說,袁崇煥有兩重死:一是死于權(quán)力,一是死于民意。
假如歷史再給人民群眾一次同樣的機會,又能怎樣呢?
其實,魯迅的《藥》和“人血饅頭”,已給出了答案。
特殊情勢下,一個人要想做對一件事,須依賴幾個條件:一是信息來源的可靠;二是獨立判斷的能力;三是承擔風險和犧牲的勇氣。
尤其后兩者,最為稀有。它們能幫助一個人在輿論黑夜里、在缺少信息的情況下——即使“摸黑”也能作出良知判斷和選擇。
佘義士的價值就在這。他憑的不僅是忠,不僅是對主公的舊情私誼,更有公共倫理的大義。在信息機會上,他和那些道聽途說、迷信御告的百姓幾乎平等,可貴的是,他使用了自己的見解,在群目失明之下,他有一種不盲從、不隨眾的判斷力,可以說,他是史上第一個在精神上給袁崇煥平反的人。最難得的是,在獨立判斷之后,他還有一種決絕的行動能力,不僅想,更要做。要知道,聰明人從來不乏,思考者也總有些許,而愿擔風險的勇為者就不多了,何況滅門誅族的大風險。
最缺少的,即獨立思考之后的行動者。
所以說,佘義士做的不是一件私事,而是公事。這件事,多多少少替歷史挽回了一點面子。即便如此,若說佘義士代表“我們”,代表群眾的“大多數(shù)”,那也讓人汗顏,說明“我們”的臉皮太厚了。既然風險是一個人的,榮譽也應是一個人的。
佘義士是寂寞的,其家族更是寂寞的,非主流的。像其人丁一樣,數(shù)百年來,這支隊伍沒有被壯大和擴充過,孤苦伶仃,形單影只。
我們既不是它的同道和親戚,更不是它的母體和孵化器。
唯一的可能是:我們是它的對立面。
問世間,義為何物
電視片《佘家故事》中,我加了這樣一段點評——“我們見過無數(shù)表白出來的忠誠,高呼出來的忠誠,但你見過三百年默守一座墓的忠誠嗎?一個怎樣的家族才能勝任這樁孤獨而堅忍的事業(yè)?要知道,除了風險和無名的寂寞,命運和歷史從未向他們許諾過什么;除了一份悄悄的心靈榮譽和自我器重,根本沒什么犒勞和表彰在路邊等著——任何事到了這份上,恐怕也就無人去做了?!?/p>
做一件事不難,難的是做上幾百年,難的是世世代代和一件事生長在一起。何況袁崇煥不僅是舊朝罪人,更是新朝宿敵,替這樣的人守墓,堪稱刀尖上的事業(yè),前景黑得一望無際,實無出頭之希望……
我相信,單憑理念和信仰做不到這點,因為這最終不是一個認識問題,而是對生命本色和行動能力的考驗。從認知到行動,有著漫長的路。認知或許能促成一件事,秉性往往輕易即促成一件事。而更多時候,會有這樣的情形:一個人的思想和智慧越深刻、復雜,解釋能力越強,其疑慮和猶豫即越多,做事所須理由即越多,選擇空間和彈性亦越大,反而難以生成定力。
我想,在這件事上,起決定作用的恐怕是最簡單的性情和家族傳統(tǒng),即被稱為“基因”的那種東西。佘家血脈里,應有這樣一些元素:虔敬而專注的天性,不疑和務虛的氣質(zhì),遵守規(guī)則的本能,自我定義的價值觀,目不斜視的埋頭精神……這是一種有“原則”的活法,它單純而謙卑,對認定的事物不放棄,它需要榮譽和動力,但不是來自外界,而源于內(nèi)心的自我肯定?;蛘哒f,它自身攜帶榮譽和動力,精神上自給自足。
相反,一個太務實、太騷動的人,一個東張西望、參照系太多的人,一個審時度勢、算術(shù)力強的人,是很難做到這點的。他太容易變卦和易轍,太容易魂不守舍,太容易被誘惑和勾引。
幾百年生涯里,你覺不出這個家族的焦慮,它在心理上是平靜、安詳?shù)?。你不覺得它在等什么、盼什么——連“平反”“翻案”,似乎都不在其心思內(nèi)(“等待型”“眺望型”的做事,往往都是有條件、議價式的,一旦條件得不到滿足,即會放棄、改道甚至背叛)。它的生存姿態(tài)不是“等”和“盼”,而是“守”和“護”,是一種穩(wěn)定的秉持、保養(yǎng)、延續(xù)。不變,即它的使命,即它的福分和生活。幾個世紀里,它似乎只對自己提要求,從未對世界提要求。
它唯一的要求,也是最后的要求,即請求權(quán)力別讓自己離崗,別讓先人的諾言毀在自己手里,別讓祖祖輩輩的活法在今天結(jié)束。
佘家,一個彌漫著古意和蒼涼的家族。
如今,這古意將被驅(qū)散,這蒼涼將被現(xiàn)代的烈日蒸發(fā)。
我們失去了什么呢?
片子播出前,我給分集結(jié)尾添了這樣的話:
“隨著袁墓的交接,隨著私人守墓的角色被公共職能取代,這個古老家族的使命,就有了某種終結(jié)的意味。對于文物和遺址,時代有了更好的保養(yǎng),但我也隱隱在想,是否我們就有了相應的守護能力呢?畢竟,修繕和守護、物質(zhì)能力和精神能力是兩回事。愿我們和我們的后人,再去拜謁袁公墓時,不會只看到一座死去的墳,不會只看到碑石上的美德,而忽略那些與之相濡以沫幾個世紀的東西。
“若后世是公正的話,我想,任何時候,它都應該向那些參與過歷史留存和延續(xù)的個體——投去感激的一瞥。沒有那些情誼的呵護,沒有那些無名塵土的覆蓋,再偉大的墓碑也會死掉的。”
這些,是我克制了個人情緒之后的話,算是媒體立場和個人立場的平衡。
(《廣西文學》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