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維德在長詩《變形記》里吟詠黃金時代：四季常春，大地無須耕種就生出了豐饒的五谷，人們采集山茱萸、漿果和橡子就能填腹，“溪中流的是乳汁和甘美的仙露，青蔥的橡樹上淌出黃蠟般的蜂蜜”。

這當然只是一種遙不可及的夢境，想要遠離稼穡的艱難。維吉爾在四卷《農事詩》里則依次描述了谷物種植、葡萄和橄欖的栽培以及畜牧、養(yǎng)蜂等田園勞動。與奧維德一樣，維吉爾也沒有忘記贊頌寧靜秀美的鄉(xiāng)村風光。即使是蜜蜂的居所，詩人也愛惜不已地憂心“風妨礙蜜蜂攜食回巢”，希望“途中一棵樹能給它們以濃蔭的庇護”，讓它們找到歇腳和曝曬翅膀的地方，最好是桂樹環(huán)繞，周圍開滿了百里香、薄荷花和紫羅蘭。

1985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法國新小說派作家克洛德·西蒙（ClaudeSimon，1913—2005）顯然受到了古羅馬詩人的影響，因為他將1981年問世的長篇小說命名為《農事詩》。作品里的主人公圣—米歇爾將軍度過了南征北戰(zhàn)的騎兵生涯，但他始終不忘春播夏耘秋收冬藏的農事勞作。將軍對于頻繁的戰(zhàn)事早已厭倦，“十八天的包圍，六天的戰(zhàn)壕戰(zhàn)，四天開火，一萬發(fā)大炮，突破口，俘虜……”之類的戰(zhàn)事急件令他不屑一顧，草率地簽上字交給下級們處理。這個老人總是懷著固執(zhí)、乖戾的情緒一遍遍地口授那些重復了上千次的指示，“對播種、交配、酒裝入瓶作細致周詳的吩咐”，直到疲乏的聲音變得衰弱低沉，直到鐵銹色墨水變成沮喪的呻吟。將軍甚至命令下屬向他匯報：

“小麥長得好嗎？綠色區(qū)里種的三葉草能提供大量的草料嗎？那種大核桃樹的地區(qū)是否已經割過草？有多少小車的草料？土豆長得好嗎？小麥長得高嗎？會收獲到麥稈嗎？要去檢查所有的葡萄架，檢查……”

這些瑣細的質詢構成了《農事詩》的感人之處，克洛德·西蒙的語言雖然晦澀不堪，卻也流露出了世事紛亂、自然永恒、人們應當重返田園的純樸愿望。與加繆相似，西蒙也出生于法屬的非洲殖民地，父親同樣在一戰(zhàn)中喪生。西蒙曾經在英國的牛津、劍橋大學攻讀哲學和數學，甚至學習過繪畫，他還作為騎兵參加過二戰(zhàn)，被俘逃出后投身于抵抗運動。不過最令值得一提的并非西蒙和新小說派作家的交往，而是他孤僻的性格，漫長的后半生當中大半時間隱居于家鄉(xiāng)的葡萄種植園，淡泊名利，以致榮膺諾貝爾獎之初，不少新聞媒體分不清他是男是女，甚至妄加揣測，誣其做過克格勃間諜。

正如克洛德·西蒙遠不如另一位新小說派作家阿蘭·羅伯—格里耶引人關注，20世紀拉丁美洲兩位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小說家當中，阿斯圖里亞斯的光芒也被加西亞·馬爾克斯給遮掩住了。雖說《百年孤獨》（1967）問世的那一年，這位危地馬拉流亡作家就在瑞典文學院發(fā)表了獲獎演說。然而提及魔幻現實主義風格的代表作，人們往往遺忘了后者的《玉米人》（1949）。張煒在《人的魅力——讀域外作家》一書的閱讀札記里竭力推崇這部奇書，認為小說的前三分之一“有難以抵御的磁力”，它所給予的“已經超過了其他拉美作品的總和”，其實，我們從張煒的《九月寓言》里就能夠清晰地看到《玉米人》的影子。

對于印第安人土著文化傳統的熟知使得阿斯圖里亞斯筆下的人物形象染上了“人獸合一”的神秘色彩，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納華爾”（Nahual），即保護動物，例如巫醫(yī)庫蘭德羅的“納華爾”是七戒梅花鹿，郵差尼丘·阿吉諾的“納華爾”是野狼，而小說第一章里的主人公加斯巴爾·伊龍酋長的“納華爾”是耳朵形似玉米葉的黃毛兔子。作品開篇就寫這位部落首領聽見伊龍大地在召喚，讓他趕走那些燒山伐木的入侵者，這些白人強盜想要剿除印第安人，在這里種滿玉米，待到收割之后土地變得荒蕪了，就一走了之。阿斯圖里亞斯曾經翻譯過瑪雅文化的史詩《波波爾·烏》，深知在印第安人的傳統觀念當中，“人本來就是玉米做的”，但是那些入侵者種植玉米是為了做買賣發(fā)大財，他們破壞了原始森林，蔓延的烈火和鋒利的斧頭毀滅了二十萬株生長千年的茁壯的木棉樹，漫山遍野的玉米擠占了甘蔗、香蕉、可可樹、咖啡林和麥田，使得這片肥沃的土地徹底貧瘠了，玉米做成的人反倒因為玉米喪失了家園，忍受著饑餓，讀者不難想到悲劇釀成的原因。

無獨有偶，加西亞·馬爾克斯在《枯枝敗葉》、《百年孤獨》等多部長篇小說里都寫到了彌漫于熱帶地區(qū)的一場“香蕉熱”。早在20世紀初，曠日持久的哥倫比亞“千日戰(zhàn)爭”結束以后，作家出生的故鄉(xiāng)阿拉卡塔卡小鎮(zhèn)曾經有過一段揮金如土的歲月?！斗耧h香》在講述加西亞·馬爾克斯家族淵源時有著一處生動的細節(jié)，那些有錢有勢的家伙“一面欣賞和裸體女人跳昆比亞舞，一面用鈔票點火抽煙”。美國聯合果品公司在這里開辦的香蕉種植園就像一陣颶風席卷而過，他們帶走了虛假的繁榮，卻留下了一堆瓦礫廢墟。加西亞·馬爾克斯在《枯枝敗葉》開篇就寫到了香蕉公司造成的災難，這是“一堆由其他地方的人類渣滓和物質垃圾組成的雜亂的、喧囂的‘枯枝敗葉’”。后來就連都市里“賣笑的垃圾”也混入了其中，她們搭起了小木屋，在這個虛構的馬孔多鎮(zhèn)搞起了“一條秘密的喧鬧的街道”。

不論是處于戰(zhàn)爭陰霾之下的《農事詩》，還是折射拉丁美洲殘酷歷史現實的《玉米人》和《枯枝敗葉》，都是從土地上生長出來的。三位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都以長期的創(chuàng)作實踐重復了一個樸素的道理：收獲歸于種植。法國思想家沙利·傅立葉的說法更為生動，這位沉默寡言、博覽群書的哲人告訴我們：“味覺是一部四輪車”，在我們熱愛美食、烹調和腌制的同時，千萬別忘記味覺的另外一只車輪，那就是土地所出產的農作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