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由民間發(fā)起的改革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個重要轉折點，它標志著對“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xù)革命”理論和路線的否定，而以鄧小平為首的務實派已掌控大局。

但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雖然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否定了“兩個凡是”，宣布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否定“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xù)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今后還要進行多次的觀點，但是還沒有來得及對“文化大革命”進行徹底的清算和總結，若干歷史問題的爭議還存在，尤其是“人民公社”體制還沒有受到任何沖擊。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中，還沒有一處顯露改革的字眼。石破天驚的改革原來是在基層悄悄地、偷偷地發(fā)生的。

1978年11月24日晚上，安徽省鳳陽縣鳳梨公社小崗村西頭，在嚴立華家低矮殘破的茅屋里擠著18位農民。這些農民在一份生死狀上簽字畫押。這個生死狀其實是一個分田單干的保證書。其主要內容是三條：一是分田到戶；二是不再向國家要錢要糧；三是如果帶頭的干部坐牢，社員保證把他們的小孩養(yǎng)活到18歲。在會上，隊長嚴俊昌特別強調：我們分田到戶，瞞上不瞞下，不準向任何人透露。他這樣說，是因為在1978年，農民們仍然認為這樣做是大逆不道的，有可能要坐牢、殺頭。上述的“生死狀”現藏于國家博物館，作為中國改革開放重要起點的見證。

1979年10月，小崗村打谷場上一片金黃，農民喜笑顏開。經計量，當年糧食總產量達66噸，相當于全隊1966年到1970年5年糧食產量的總和。這意味著，分田單干使農民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好幾倍。地還是那塊地，但由于改變了分配預期，勞動成果直接與農戶掛鉤，生產潛能就大大挖掘出來。

“一包就靈”的消息一下子四處流傳。本來從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后，“包產到戶”就是一個出現頻率很高的詞語。這反映了農民群眾的呼聲。但這個想法和做法卻不斷受到質疑和批判。即使小崗村用實際行動證明“包產到戶”對農業(yè)生產力的明顯促進作用，但在公開場合，還是無人叫好，深怕被戴上復辟、倒退的帽子。

來自基層的爭議傳到中央，下面希望上面表態(tài)，定調子。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在《關于農村政策問題》的講話中，公開肯定了小崗村“大包干”的做法。鄧小平是這樣說的：

“農村政策放寬以后，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有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我們總的方向是發(fā)展集體經濟。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經濟的主體現在還是生產隊。這些地方將來會怎么樣呢？可以肯定，只要生產發(fā)展了，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fā)展了，低水平的集體化就會發(fā)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集體經濟不鞏固的也會鞏固起來。關鍵是發(fā)展生產力，要在這方面為集體化的進一步發(fā)展創(chuàng)造條件?！?/p>

鄧小平的講話非常高明，高明在何處呢？就是講清楚退一步是為了進兩步。人們不是擔心大包干破壞了集體經濟了嗎？但鄧小平安慰說，大包干只是暫時地退回到低水平的集體化，等生產力發(fā)展了，再發(fā)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

1982年1月1日，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個關于農村工作的一號文件正式出臺，明確指出包產到戶、包干到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此后，家庭聯產承包制在全國農村普遍推開，為農業(yè)的大發(fā)展提供了制度前提。農業(yè)連年大豐收，創(chuàng)造了用世界上7%的土地養(yǎng)活世界22%人口的奇跡。隨著政社分設，重新建立鄉(xiāng)政府作為政權的基層單位。到1984年底，實行了28年的“人民公社”制度就在事實上被廢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