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在疫苗、大猩猩和美洲被“發(fā)現”之前，人們對它們并不是一無所知。原住民在哥倫布到達美洲之前已經在那里生活了1萬年，他們對這塊大陸的考察遠勝于任何歐洲人能夠達到的水平。某些西非部落與大猩猩以及其他很多有待“發(fā)現”的靈長類動物關系親密。歐洲的奶農和非洲的養(yǎng)牛人很早就清楚從同類疾病中提取抗原進行接種的預防效果，只是沒有命名。同樣我們可以質疑圖書館的某些知識價值—藥草知識、傳統(tǒng)經驗和心靈感悟，它們由受過教育的人“發(fā)現”，可是在那之前，原住民和普通百姓早已知道這些知識。這些所謂的“發(fā)現”似乎反映出霸權色彩和傲慢心態(tài)—通常的確如此。不過，我們能夠用一種合理方式宣稱哥倫布發(fā)現了美洲、法裔美國探險家保羅·杜·沙伊魯（PaulduChaillu）發(fā)現了大猩猩、愛德華·詹納（EdwardJenner）發(fā)現了疫苗。他們將之前當地人已了解的知識添加到不斷擴大的全球結構性知識庫中，這就是他們的“發(fā)現”。今天我們把結構性知識的積累稱為科學。在杜·沙伊魯去加蓬探險之前，關于大猩猩的知識僅限于當地傳播；本土部落從自然界獲得的大量靈長類動物知識沒有融入到科學整體中，而這個整體已對其他動物有所認識。關于“大猩猩”的信息停留在結構性知識圈的外部。事實上，大猩猩曾被科學界視為與大腳獸類似的虛構的動物，只有未受過教育、容易被騙的本地人才看到過，這種錯誤直到動物學家接觸了保羅·杜·沙伊魯帶回的大猩猩樣本才得以糾正。杜·沙伊魯的“發(fā)現”實際上是科學的發(fā)現。被殺死動物身上保留的貧乏的解剖學信息正適合動物學的審查體系。一旦它們的存在被“確定”，關于大猩猩行為和自然發(fā)展史的重要信息就草草了之。同樣，本地農民對接種牛痘如何預防天花的了解仍然是本地知識，沒有與當時被視為醫(yī)學的知識體系聯系起來，因此這種醫(yī)療方法依然保持封閉。詹納“發(fā)現”接種效果后，學習當地知識，并運用醫(yī)學理論和所有與傳染病和細菌有關的科學知識解釋這種效果。他對疫苗的“發(fā)現”還沒有達到他與疫苗這一名目實現“鏈接”的程度。美洲的情況相同。哥倫布的偶遇使美洲出現在世界地圖上，與已知世界的其他地區(qū)連成一片。它自身的固有知識軀干也與緩慢積累的已知知識的統(tǒng)一軀干相融合。哥倫布使兩塊知識大陸結合為不斷擴展的一致性結構。

是科學吸收當地知識而不是相反，原因在于科學是我們?yōu)榱诉B接信息而發(fā)明的工具。它的創(chuàng)建目的是將新知識整合到舊知識的網絡中。如果新見解包含太多與現有知識不相符的“事實”，那么新知識就會受到排斥，直到那些事實能夠得到解釋，它才會被接納。（這是托馬斯·庫恩的科學范式轉換理論的過度簡化。）新理論不必解釋所有的意料之外的細節(jié)（也很少這樣做），但必須在一定程度上滿足既定規(guī)律。每一個猜想、假定和觀察數據都必須經受審查、檢測、懷疑和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