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三大知名科學家就“在人類對環(huán)境的影響中什么是主導因素”這個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辯論。環(huán)保和生物學家巴里·康芒納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的科技進步是最重要的。不過，昆蟲學家保羅·埃利希以及1968年暢銷書《人口大爆炸》的作者、現任美國眾議院科學技術政策辦公室主任的物理學家約翰·霍爾德倫認為，人口、技術和消費在人類對環(huán)境的影響中作用差不多。

這次討論最終導致現在所謂的IPAT公式的誕生，它指出人類對環(huán)境的影響（I）是人口（P）、富裕程度（A）和技術影響（T）的產物，即I = PAT。只要這三個參數中有一個增長，就會加大我們對環(huán)境的影響。

世界人口已接近70億，到2040年預計將達到90億。盡管一些國家例如日本、俄羅斯和意大利正在經歷人口的負增長，但世界上大部分地方的人口仍在增長。最近幾年這個速度雖有所減緩，可是在中東、南亞、東南亞、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qū)人口增長率還是非常高。每增加一個人就要多一張嘴吃飯，就要穿衣取暖，也就多了一個資源消費者和廢品生產者。

在埃利希和霍爾德倫看來，人口增長及其對環(huán)境的不利影響嚴重不成比例，人口增加1%并不意味著對環(huán)境的影響也增加1%。首先，他們認為污染之間有協(xié)同作用，不同的污染物可以相互影響并增強它們對人類和環(huán)境的獨立影響，當然所有污染物的整體影響要大于各種污染物影響的總和。其次，他們指出污染的存在是有界限的，在一定限度內環(huán)境可以應付污染，但若超出限度的話，這個系統(tǒng)就會崩潰。例如，要是生活在湖邊的500人都把未經處理的污水倒入湖中的話，湖水可以不受任何污染而將污水自然分解。但是，如果在湖周圍生活的人數增加到700的話，湖泊恐怕就無法應付了，環(huán)境便會開始受到破壞。再次，收益遞減規(guī)律是指隨著人口的增長，我們需要從耕地上獲得越來越多的產品。最終，我們不得不依賴化肥和化學產品以獲取更多的東西。無論怎么看，人口增長對于環(huán)境來說都是壞事。

但是，這個等式中的富裕程度（A）也是在增加的。所謂富裕就是有足夠多的財富，無論是貨幣形式的還是商品形式的。在經濟學術語中，它是人均消費水平的標志，并通過國內生產總值來衡量。因此，盡管中國人口可能是以每年0.6%的速度增長，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每年的增長卻超過了10%。類似的，印度每年人口增長率是1.5%，但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7.7%，而且隨著財富的增加也帶動了消費的增加。

這意味著，現在中國人和印度人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有實力和其他人攀比財富，而他們并沒有耗費任何時間在這件事情上。豪華轎車、平板電視和手機等曾經在西方非常普遍的生活必備品，現在大多數民眾都可以擁有了。隨著這些產品變得越來越便宜以及這些國家人均財富的增加，擁有這些東西變得越來越容易。現在消費群體在迅速擴大，而且他們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購物上，結果造成了更多資源的消耗和垃圾的產生。

最后，我們來看看等式中的技術影響（T）這個變量，這是用來衡量在滿足人類日益增長的需求上技術所發(fā)揮的作用。這一特殊變量與其他兩個相比不是那么一成不變，因為它是資源消耗強度的衡量標準，即技術越高級越有效，資源消耗就越少。只有技術影響較小，一個節(jié)約型社會才能夠通過消耗更少的資源來滿足日益增加的需求，并從等量的產出中產生更少的垃圾。不幸的是，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在現代社會，技術尚未能跟上人口和富裕程度增長的步伐。

通過IPAT公式來看，我們的星球正在走向毀滅。我們也第一次真實地感受到了這種傳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