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拿馬似乎是啟動變革程序的絕好地方。大通銀行在巴拿馬和運河區(qū)已經運作了25年，擁有綜合領域的所有銀行存款的50%。我們融資的對象有經過運河的運輸費用、蔗糖和香蕉作物的出口，以及巴拿馬和科隆當地商人的生意。但是，我們的存款大大超過了我們的貸款，因而我和巴拿馬的經理一致認為，大通應當把我們當地存款的更大一部分用于促進巴拿馬的經濟增長。

首先，我們在孤立的西部省份奇里基省的一個小城開了一個分行-該城鎮(zhèn)恰好也叫戴維-以便為牧場主提供貸款。沒怎么接觸過信貸的牧場主們覺得無法開發(fā)他們的經營，因此我們啟動了把他們的家畜當做抵押物來為我們的貸款擔保的做法。1951年，我為了分行的開業(yè)前往戴維，跟大家一起在抵押給我們的一些牛身上烙上大通銀行的標志！

我們通過提供信貸，使得牧場主們能夠擴大他們的經營，為銀行帶來大筆收入，并為大通銀行贏得了名聲-一家外國銀行致力于造福巴拿馬人民。隨著擁有并經營運河的民族熱情的上漲，大通銀行協助開發(fā)當地經濟的意愿在維持我們的有利地位方面變得十分重要。

甘蔗與古巴革命

“安的列斯的珍珠”-古巴-有同樣誘人的機會，但在政治穩(wěn)定性方面呈現出一些重大風險。自美西戰(zhàn)爭以來，美國在古巴的經濟中已經建立起壟斷地位，而該國的經濟也已經嚴重依賴于甘蔗的生產及其向美國市場的出口。

雖然大通銀行是美國銀行界在為蔗糖作物融資方面的領袖，但蔗糖的出口僅占該島商業(yè)經濟的20%。在其他經濟領域-煙草、采礦或旅游-我們的介入微乎其微，或者干脆為零。我認為，大通應當建立更加廣泛的基礎，而且應當立刻動手。我提出了一個獨特的建議-至少在當時來看是這樣。我建議購買某一家擁有現成分支系統的當地古巴銀行的股份。獲得總部批準后，我開始與古巴信托公司-它是規(guī)模最大、經營得最好的古巴銀行-總裁進行談判。由于古巴民族自豪感這個主要原因，我們的提議如石沉大海，因此，作為替代方案，我們在哈瓦那又開了兩家分行。

幸好我們在購買銀行方面沒有成功。1959年1月1日，卡斯特羅推翻了專制的巴蒂斯塔政府。雖然《紐約時報》將卡斯特羅描繪成一個“民主而反共產主義的改革家”，形勢的發(fā)展卻截然相反。

卡斯特羅在幾個月時間里就建立了西半球第一個效仿蘇聯的社會主義國家。1960年，他沒收了價值20億美元的美國資產，包括大通的所有分支機構。幸運的是，他忽略了由1700萬美元美國政府債券擔保、貸給古巴政府有待償還的1000萬美元貸款。我們賣掉了抵押物，迅速補償了我們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