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開展的關(guān)系中，最有價值的是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指揮部的內(nèi)部。尤其有兩個人能讓我獲得吉羅與戴高樂之間紛爭的內(nèi)幕消息。母親的一個朋友把我介紹給了戴高樂的副官艾典·伯林·德羅齊爾。跟戴高樂的大多數(shù)隨同人員一樣，艾典與大多數(shù)美國人都保持著冷冰冰的距離，但他對我十分友好，有時為我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

更加爽快的是吉羅的副官利昂·德羅森。從俄國革命中逃出來避難的利昂從底層一步步上來，成了菲亞特組裝廠在普羅旺斯的主任。1939年，他加入了法國的外國兵團，1942年年底當上了吉羅的副官。我和利昂成了好朋友，他非常愿意為我提供有關(guān)戴高樂與吉羅之間爭斗的情報，因為-毫無疑問-他感覺這種情報能夠傳送到華盛頓富有同情心的人那里。

連利昂也意識到，吉羅在政治上的無能以及他與保守型政治圈子的關(guān)系，使得他很難贏得與戴高樂的政治斗爭。在另一方面，戴高樂則既精明又無情，逐步地占了上風。隨著時間的推移，吉羅變得越來越孤立。當我驅(qū)車行駛在阿爾及爾的主要街道-共和國大道-的時候，我看見法國三色國旗旁邊飄起越來越多的藍白洛林十字旗-那是戴高樂的解放標記。

1944年4月，斗爭結(jié)束了。戴高樂將吉羅擠出了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并將他流放到奧蘭附近的穆斯塔加奈姆。幾個星期以后，也就是吉羅幸免于一次暗殺企圖后不久，利昂邀請我周末去看他們。我跟將軍談了幾個小時，他向我詳細講述了自己越獄的經(jīng)過、他在法國南部幾個月東躲西藏的日子，以及在那幾個星期里他如何與盟軍談判，從而使其進駐北非的。吉羅是個頗具軍人氣質(zhì)的驕傲的人，帶著尊嚴悲傷地接受了自己的失敗。他讓我看到了政治形勢-該形勢對戰(zhàn)后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并向華盛頓作了匯報。

我的許多報告都集中在馬格里布各地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中間力量越來越強大的反殖民主義運動上。我在一份報告中說：“德國在北非阿拉伯人中的宣傳不再起作用，阿拉伯人支持盟國。在阿爾及爾，猶太人與穆斯林之間沒有根本的敵視……阿拉伯人主要反對的是殖民地移民……北非穆斯林的最終目標據(jù)說是要取得與其他民族在政治和經(jīng)濟上的平等?！?

我很清楚，盡管阿爾及爾已經(jīng)被納入“作為宗主國的法國”，但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卻仇恨法國的控制。1960年的阿拉伯起義將阿爾及利亞的獨立運動推到了高潮，這種意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已經(jīng)初見端倪。然而，獨立目標的實現(xiàn)經(jīng)過了一次慘烈的殖民戰(zhàn)爭，法蘭西共和國因此差點崩潰。

雖然我在北非的職責并不危險，但卻出現(xiàn)過幾次極端的險情。與死神擦肩而過的一次是在我從摩洛哥到奧蘭的常規(guī)飛行中，而且并不是因為敵人的炮火。當時我正乘坐一架DC-3，湊巧跟阿德萊·史蒂文森同行-這位美國海軍部長的助手當時正在執(zhí)行任務。我們遇到了嚴重的湍流，但真正的問題是云層的遮蓋讓我們根本不可能知道自己的方位而在奧蘭著陸。飛機沒有配備雷達，飛行員盤旋了很長時間，希望能夠找到浮云的縫隙。我從飛行員的肩膀上方看過去，發(fā)現(xiàn)燃油指針正恐怖地指向零。飛行員明顯露出緊張的神色，阿德萊臉已經(jīng)綠了，我的臉色恐怕也沒什么兩樣。萬般無奈之下，飛行員駕機穿過云層，以辨明自己的位置，希望我們不會撞上沿海的山梁。我們不知下降了多長時間，最后終于穿過了云層，到達了大約100英尺高的降落地帶。飛行員安全著陸，可怕的飛行在平淡無奇中結(jié)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