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數(shù)個世紀以來宗教領袖們已經(jīng)證實的那樣，善良的勸告幾乎從未改變過人們認為該如何行動的想法。譴責別人總是十分容易的，但是我們很難應那些自認為掌握著道德評判權力的人們的要求去改變自己的行為。可能遭受法律懲罰的風險也許會讓我們作出改變，但是我們依然在內心深處保有自己的看法。只有當人們自覺地檢視自己的觀念和行為的后果時，人們才會作出真正的改變。

在研究過程中，我發(fā)現(xiàn)很多人決定改變他們對自己、對世界的看法，由此過上比過去更令他們滿意的生活。在德國，人們的觀念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很多國家都會有國民希望忘記或否定的過去。 這些國家試圖通過保持質疑的態(tài)度來看待自己的歷史，但是德國人用一種德國式的徹底性來處理他們在民主德國時期的生活。加頓·阿什寫道：“德國有審判、整肅與真相和解委員會，并且系統(tǒng)地開放了間諜檔案，供每個人查詢自己的遭遇，以及自己過去的行為。這是非常獨特的。”2009年，在阿什的研究結論中，他指出，自從1997年技術革命涉足英美政府和私人安保公司以來，監(jiān)控手段就已經(jīng)超出納粹分子的想象了。他寫道：“之前的民主德國人的隱私比如今我們英國人的保護得更好。這完全是因為立法者和法官了解在民主德國國家安全部和之前的納粹政權的統(tǒng)治下的生活狀況。他們比我們英國人更注重保護個人隱私。人都是在生病之后才知道健康的珍貴?！?

2009年，英國廣播公司的記者馬克·馬德爾在離職之前寫了被他自己稱為“最后一篇有關歐洲的報道”的文章。他在報道中寫道：“德國依舊是歐洲最重要的經(jīng)濟、政治力量，并且非常有責任感，有能力反思自己的過去和戰(zhàn)爭的恐怖。這在我看來是十分獨特的，不亞于一個奇跡。這是研究戰(zhàn)爭余波的歷史學家都不敢預測的。德國也許是今天世界上少有的成熟的國家?！?

20世紀70年代人們的思維方式開始出現(xiàn)另一種轉變，這種思維方式被稱為“獨立”。那些有住房問題和受慢性病折磨的人們對那些本應幫助他們的專家喪失了信心，轉為和其他遇到同樣問題的人聚在一起，共同解決問題。其中一些“獨立小組”變成了運動，推動了他們所追求的變化。十分真誠的流行病學家伊麗莎白·皮薩尼（Elizabeth Pisani）在她有關艾滋病研究的書中寫道：“引起人們對這種傳染病廣泛關注的并不是醫(yī)生，而是同性戀者。通過戲劇化的表演天賦，以及深度了解如何玩轉傳媒行業(yè)，他們打爛了醫(yī)療機構的大門，突襲了制藥企業(yè)，攻占了媒體的版面。他們給艾滋病戴上了政治面紗?！?/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