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斷一部史著的空疏與扎實，看注釋便十知七八。注釋的名堂多多。無注釋者多半空洞如明鏡照物，徒有史著之名。少注釋者則多半言之少物，坐冷板凳的功夫尚不到家。當然注釋多也未必功夫大，因為投機的作者可將他人引注大量竊為己有。然而假的就是假的，投機者總要在麒麟皮下露出馬腳。還有的史作注釋雖多，卻是史料的堆砌，作者或未能參透個中的含義，牽強附會；或未能辨別其中的真?zhèn)危杂瀭饔?；或者多為二、三手史料及現代人著述的雜湊，可靠性大打折扣。而顧誠的注釋不僅量驚人，質也相當過硬。其引用的史料多取自明清之際，許多系當事人和目擊者的證詞。尤為可貴之處是眾多腳注并非僅是書名和頁碼的清單，還附有對引文出處、不同記載可靠與否的詳實考據。 

為了對讀者負責，顧誠在書中有一個誠懇的交待，即提醒說書中引用的史料大多出自他個人的抄錄，盡管其本人“在摘錄時經過核對，力求準確，也不敢說絕對沒有筆誤?！?nbsp;所以，他鄭重地提醒讀者：“如果有人未見原書而從本書中轉引史料，請注明引自本書。這不僅是著作權問題，更重要的是對讀者負責和學術上良心的體現?！?nbsp;這不啻是對學術投機者的當頭棒喝。顧誠這樣要求別人，也如此要求自己。我們在其書內看到，但凡引用現代人成果之處，均一一予以注明，其中包括尚未發(fā)表過的、年輕的地方學人的論文打印稿，如曹錦炎、王小紅的《南明官印集釋》，顯示出作者高尚的史德。 

類似顧誠這樣耗時耗力、訂偽辨謬、無征不信的實證主義治學方法對我們提出了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在崇尚新方法的當代，這樣做是否還有價值？或者換句話說，客觀的、一次性的歷史能不能通過像顧誠這樣的史家的努力得到真實的再現？對于歷史上和現實中的歷史相對主義者來說，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在他們眼里，以蘭克為代表的實證主義或客觀主義方法簡直就是陳腐過時的史學研究法的代名詞，因為在他們看來，史學本體與客體之間是不可能達到同一的，其基本論據無非是這么幾個：1、史學因其研究對象的特殊性（無法直接觀察）與自然科學有本質的區(qū)別。2、史料永遠是殘缺不全的，而在這種殘片基礎上形成的史實和史實之間的因果聯系或規(guī)律聯系都是經過認識者頭腦的選擇和加工之后產生出來的，并非客觀的過去。3、歷史家的認識總是受他們所處時代的制約，而不是受那個已經消失的、屬于他們認識對象的時代的左右。伏爾泰所說歷史“是我們在死人身上玩的一堆把戲”、克羅齊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科林伍德的“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之類解釋是相對主義史學思想的集中體現。美國史家比爾德干脆把求真求實的史學目標稱作無法實現的“高貴的夢”， 從而根本否定了史學的客觀性，客觀歷史的可知性。 

然而，現代立足于捍衛(wèi)史學科學性的學者（法國的布洛赫、美國的曼海爾鮑姆等）對相對主義史學早已進行過有效的證偽。他們針鋒相對地指出：客觀的歷史雖然是研究者不能直接經驗的，但并非只史學一家如此，人類的大部分信息和知識實際上都是來自間接經驗；盡管過去留下的史料始終殘缺不全，人們無法獲得全部的真（也沒必要知道全部的真），但經過對史料殘片的小心過濾，卻可以知道部分的真；史學即便不具備精密的論證和嚴格的公式也無損于史學的尊嚴，因為對科學的這種絕對的要求是從傳統(tǒng)自然科學思想那里借用過來的，現代科學思維的進步已證明人對自然的認識同人對歷史的認識一樣始終受到主客觀的局限，如果不能因人們認識的歷史局限而否定自然科學的客觀性，那也不能因此而否定歷史學的客觀性。 事實上，歷史工作者對客觀歷史的研究過程類同于刑偵人員的破案過程。既然刑偵人員可以憑借有限的痕跡和線索，準確地復原不再重復的過去，那么史學工作者也可憑借有限的文字與實物史料再現歷史的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