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前兩個分水嶺不同，第三個——也是最后一個——分水嶺戈爾巴喬夫不是自己走過的，而是被洶涌的改革浪潮沖過去的。戈爾巴喬夫早在1987年年中就感覺到蘇聯(lián)民族國家制度日益臨近的危機的征兆：在公開性和民主化的氛圍中克里木韃靼人的活動突然活躍起來，在聯(lián)盟國家的最薄弱環(huán)節(jié)——波羅的海沿岸地區(qū)發(fā)生動蕩，半年之后卡拉巴赫風云突變。

卡拉巴赫危機立即成為當時蘇聯(lián)國家社會政治生活的首要問題，這一危機的背后隱藏著多民族、多宗教、多文明的蘇聯(lián)的許多錯綜復雜問題，從1989年起，族際沖突迅速釋放出巨大的破壞潛力，使形式上是聯(lián)邦制、實質上是單一制的蘇聯(lián)國家的存在成了問題。

與經濟和政治改革不同，戈爾巴喬夫在這方面用于思考和決策的時間不多，這里已成為迂回的空間。起初，在還沒有出現(xiàn)對聯(lián)盟直接威脅時，他“……力圖制定統(tǒng)一的解決民族間爭端的民主方法”［31］。

在這件棘手的事情上執(zhí)政的蘇共沒有給予自己的總書記以幫助［32］，當時蘇共的領導層強烈主張“整頓秩序”，黨的機關對雨后春筍般發(fā)展的民族分離運動心存戒備、疑慮重重，習慣于行政管理方式的機關權勢分子在爭取群眾的能力方面明顯不如“人民陣線”的領導者［33］。

在如火如荼的改革進程中戈爾巴喬夫單槍匹馬地對付被他所喚起的民族分離自發(fā)勢力，他感到他正在輸掉與時間的競賽。關于對好戰(zhàn)的民族主義估計不足、動作總是遲緩、對局勢被迫作出反應等話題，像一根紅線一樣貫穿于他后來的回憶錄中［34］。實質上當時蘇聯(lián)的情況給予他的只有兩種選擇：使用強力還是尋求和解，即與在原為獨立國家的聯(lián)邦共和國內形成的民族精英進行合作，事態(tài)發(fā)展的結果盡人皆知：民族分離勢力肢解和葬送了多民族聯(lián)盟。這樣的結局在多大程度上是人為造成的呢？

強力解決“民族問題”——實質上是保留聯(lián)盟國家——的方案很快即被放棄，戈爾巴喬夫改革時期使用強力的典型例子是1986年12月的阿拉木圖事件。在這之后根據聯(lián)盟領導人的指示極少使用強力（最能說明問題的是1990年1月的巴庫事件）。

在族際沖突的大熔爐中，戈爾巴喬夫徹底從“十月革命”演變?yōu)椤岸赂锩保瑥牟紶柺簿S主義演變?yōu)槊褡逭挝幕?，面對當時蘇聯(lián)國內日趨緊張的氛圍，最后一位蘇聯(lián)元首更加信服非暴力哲學，本國的經驗和世界的經驗都使他相信這一點，他擺脫了俄羅斯血腥的歷史，信奉權利至上、民主原則、人道主義價值、“新思維”；戈爾巴喬夫越來越接近列·托爾斯泰和莫·甘地，他對強力部門嚴加控制，他在后來的回憶錄中談到奪去數百人生命的巴庫悲劇的教訓時寫道：“政權在極端情況下使用強力是不可避免的。但使用強力應被證明是絕對必需的，并嚴格限制使用的尺度。只有政治手段才能真正解決問題（著重線是文中原有的。——作者注）?！保?5］

不能不對“邪惡帝國的萬能君主”這一立場的道德情操作出評價。但眾所周知，魔鬼隱藏在細節(jié)中，是否應該只把屠殺和大規(guī)模械斗看做“極端情況”呢？在某些時候制止聯(lián)合起來的分離主義者和極端激進派厚顏無恥地公然踐踏國家憲法和法律的破壞活動難道就不是“絕對必需”的嗎？對那些置任何理性論據不屑一顧、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奪取政權的人應如何處置呢？一個自愿放棄憲法賦予自己合法使用暴力權力的國家將會有什么樣的結果呢？

這些問題的合理性絕不能將戈爾巴喬夫的道理一筆勾銷，戈爾巴喬夫不使用暴力不僅是因為道德的絕對指令，而且是出于政治上的考慮。鑒于俄羅斯的沉重遺產，當時任何訴諸強力的做法都可能迅速葬送改革的民主理想以及對自由的希望和憧憬。

戈爾巴喬夫斷然拒絕用強力把人民驅趕到改革的自由王國中，而少了強力成分就無法走向那里。不僅如此，不受約束的改革自發(fā)勢力有可能把失去自衛(wèi)能力的國家打得粉碎?；仡欉^去，戈爾巴喬夫本人對本國歷史給他設下的陷阱作了如下表述：“戈爾巴喬夫所做的唯一一件事是——拒絕把暴力作為實施國家政策的基本手段。只此一點就足以使國家解體?！保?6］

看來，合理地使用強力是符合改革戰(zhàn)略的，從理論上說確實如此。從上面所引用的這段在巴庫事件之后說的話可以看出，連戈爾巴喬夫也認為有這種可能性。我的一位大學同學從年輕時起就是堅定的自由主義者，也是戈爾巴喬夫的堅決支持者，他以軍人的方式對“改革的最佳點”作了簡短的概括：“培育和發(fā)展民主，培育和發(fā)展民主”。

盡管這一清晰的說法帶有調侃成分，但其中包含有深刻的思想。有效的、穩(wěn)定的民主在俄羅斯只能在摻雜有濃厚暴力因素的傳統(tǒng)文化基礎上——同時也是否定！——形成，戈爾巴喬夫當時追求最高標準的民主原則，從而嚴重脫離了本國的土壤，于是在1990—1991年間連續(xù)不斷的政治危機的情況下成了非常容易遭到攻擊的人。

但這只說對了一半。真理的另一半完全在戈爾巴喬夫一邊，蘇聯(lián)改革之父的問題——和不幸——在于，在俄羅斯合法使用強力極其迅速和不知不覺地變成了無法無天和暴力，在這里奔向自由是需要付出鮮血和生命的高昂代價，若是解放者不愿意自愿付出，歷史也會自行索取。

如此可怕的贖買——甚至要交出心愛的孩子——無論對于改革的倡導者來說，還是對于他的許多戰(zhàn)友和支持者來說，都是不能接受的。盡管讓人難以置信，但正是這一立場將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變成了戈爾巴喬夫，變成了一位真正的歷史人物，也正是這一立場將其把偉大的改革事業(yè)進行到勝利為止的英勇努力無情地化為烏有。如果反綁著雙手上拳擊臺，那就根本不能指望奇跡出現(xiàn)。

把劍插入鞘內，戈爾巴喬夫所能指望的只有自己的政治藝術了。當時他希望，在經濟和政治改革的良好影響下，“民族問題”將會逐漸緩和下來，但收效不大的改革只能是火上澆油：經濟改革促使民族精英實行所謂的共和國經濟核算（實際上是肢解了統(tǒng)一的經濟體），政治改革勾起了窺測動向的“民族陣線”的野心，使他們認為沒有必要再隱瞞自己的分離主義意圖；在改革的關鍵階段許多地方的民族主義者鉆進了政權內部，而在另一些地方民族主義者則向黨的領導人耳邊吹風，迫使其接受他們的口號和要求。

在這種情況下已無法保持聯(lián)盟的原有形式和成員。波羅的海沿岸三國一遇分置就會退出。格魯吉亞、摩爾多瓦、阿塞拜疆等部分中亞共和國則會效仿它們的榜樣。

但聯(lián)盟的核心——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會保留下來，完全有可能的是，還會有一些共和國加入它們的隊伍，它們加在一起擁有蘇聯(lián)的絕大部分領土、人口、資源和潛力，在這種情況下在后蘇聯(lián)地區(qū)產生的震動就會大大減少。

戈爾巴喬夫認為無法靠強力維護統(tǒng)一國家，于是選擇了第二條道路。在中央不斷削弱和出現(xiàn)兩個政權［37］的形勢下，聯(lián)邦總統(tǒng)和各共和國領導人之間開始進行馬拉松式的談判，這一談判被稱為新奧加廖沃進程。為了拯救聯(lián)盟國家，蘇聯(lián)總統(tǒng)同意與代表民族精英利益的各共和國領導人分享權力和聯(lián)邦財產。新奧加廖沃進程是一件“極其錯綜復雜的事情”［38］，在這一進程中許多方面、實際上是許多潛在國家的利益得到了協(xié)調，這一進程的成果是新的聯(lián)盟條約。但條約的簽署被1991年8月保守派和激進派在莫斯科的公開沖突而打斷，這一沖突為“地區(qū)—民族”離心勢力的活動開辟了廣闊的空間。

今天，在評價準備就緒的聯(lián)盟條約方面，各種意見大相徑庭。戈爾巴喬夫認為“那些在當時階段為煥然一新的聯(lián)邦制國家奠定了基礎的原則具有生命力……”［39］贊同這一種評價的有他在“條約方面”的最親密助手格·沙赫納扎羅夫。［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