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1987年的經(jīng)濟改革取得的成果有限而矛盾，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蘇聯(lián)社會共同體喪失了經(jīng)營才能，強大的經(jīng)濟官僚拒不執(zhí)行通過的決定，改革者不能堅持到底（特別是在價格政策上），在新的和復雜的事業(yè)中不可避免的錯誤和失誤。結果喪失了寶貴的時間，失去了使居民開始痛苦地適應新的經(jīng)濟生活條件的最佳時機；貨幣供應量不加控制地增長和商品的日益短缺破壞了消費市場，最后這個“戰(zhàn)略性失誤”［15］對改革的命運產(chǎn)生了極其有害的影響。

從這段可悲的歷史中可以得出什么結論呢？第一個也是主要的結論是：在改革的“戈爾巴喬夫階段”之初，社會力量的客觀對比允許在不觸動政治領域的情況下開始進行深入的經(jīng)濟改革。

第二個結論：在經(jīng)濟戰(zhàn)線上集中力量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在回顧這一經(jīng)歷時戈爾巴喬夫的親密戰(zhàn)友和改革設計師之一的瓦·梅德韋杰夫?qū)懙溃骸啊艚o我們用于進行徹底的經(jīng)濟改革的時間不是三四年，而是少得多。本應采取異乎尋常的措施，堅決轉(zhuǎn)向市場關系?！保?6］

第三個結論：可以用深入的經(jīng)濟變革這塊試金石來檢驗蘇聯(lián)社會的政治制度在新的條件下的活動能力，指出這一制度形變的未來途徑。

第四個結論：盡可能將經(jīng)濟變革引向政治改革，不使群眾的不滿情緒與有組織的抗議活動成為一體，因為反對戈爾巴喬夫的右翼和左翼反對派很容易利用這種情況興風作浪。

第五個也是最后一個結論：由于改革而產(chǎn)生的新的經(jīng)濟主體或遲或早都會要求有維護其利益的政治代表，這些新的經(jīng)濟主體在以后的改革過程中不僅是經(jīng)濟進程，而且是政治進程的因素，而且他們不會是“社會主義選擇”的信徒。

看來，連戈爾巴喬夫本人也不相信當時所選擇的行動路線是正確的。后來他認為：“經(jīng)濟改革落后于政治改革。”［17］

在當時選擇道路時占上風的意見是什么呢？對此安·格拉喬夫發(fā)表了非常精彩的看法：“已開始的改革的經(jīng)濟方面始終從屬于主要的方面即政治方面并必須為之服務，看來，應把這一點看做主要原因。”［18］

蘇聯(lián)的制度框架將經(jīng)濟緊緊局限于政治，一切都被意識形態(tài)濃霧所籠罩，這一制度為了自衛(wèi)會迫使侵害其基礎的改革者接受一定的行為邏輯。然而問題是，戈爾巴喬夫領導集團在多大程度上是被迫接受“現(xiàn)實情況”強加的行為模式的？



戈爾巴喬夫改革的第二個分水嶺在時間方面與第一個分水嶺在某一點上是同步的。這不是偶然的，在耗盡“安德羅波夫改革”的潛力之后，戈爾巴喬夫在摸索著尋找通往未來之路，他越來越相信，蘇聯(lián)制度的問題不在于修理，甚至不在于大修，而在于改變制度本身，蘇聯(lián)制度架構的一切一切——從頂棚到地基——都得更換，所以各個領域深入改革的計劃幾乎是同時產(chǎn)生的，它們相互碰撞和彼此競爭。

對政治改革可以有各種理解，可以用各種方式進行，像我們所看到的那樣，與經(jīng)濟改造相比，政治改革被置于優(yōu)先地位。在1987年中央一月全會上選擇了旨在加速社會民主化的激進方案。晚期蘇聯(lián)社會變形的其他模式被忽略——沒有進行認真的討論。

政治改革是戈爾巴喬夫改革的核心，因為蘇聯(lián)制度的實質(zhì)是黨的國家，確切些說是“黨—國家”，這種制度結構是在十月革命后的70年中緊緊地長在一起的暹羅雙生子。戈爾巴喬夫為把兩者分開、將其變?yōu)檎５默F(xiàn)代政黨（多個政黨）和國家而打算采取的行動需要在實施時準確計算、周密安排，否則二者都會變成虛弱不堪、萎靡不振的東西，無力承受改革的過重負擔。事實果然如此。

但整個計劃也許從一開始就注定要失敗，而斯大林時代的這個特殊產(chǎn)物沒有任何可能生存下去，是這樣嗎？從已發(fā)生的事情的角度來看做出肯定回答［19］的誘惑很大，但我們不要急于作出最后判決。

在“黨—國家”組合中蘇共確實是“領導和指導”力量，蘇共自我改革、在后蘇聯(lián)社會共同體中找到自己位置的能力直到今天仍是熱烈爭論的焦點問題之一。

總的來說，擁有將近2000萬黨員的蘇共（上世紀80年代中）可以劃分為三個組成部分：（1）黨的機關；（2）聲名狼藉的官僚；（3）黨員群眾。其中的每一個組成部分要求在改革的背景下有專門的說法。

要估計黨的基層群眾的改革潛力非常容易。當然，蘇共有許多用來調(diào)整的“壓艙物”，以保證其“工人和農(nóng)民的黨”所需要的社會成分；同時，所有積極的社會成分都渴望加入黨，而且靠種種真話和假話進入了黨內(nèi)，在這個意義上說蘇共確實是“先鋒隊”，它留給反制度勢力的是“不毛之地”。當然，一般黨員、普通勞動者沒有任何特權，因而不會特別留戀舊制度。

許多共產(chǎn)黨員把改革看做盼望已久的復興，在改革“施工員”和普通人中間占優(yōu)勢的是有黨證的人，千百萬黨員群眾是把改革推向前進，而不是往后拉。

確定官僚對戈爾巴喬夫改革的態(tài)度則要復雜得多。他們在蘇聯(lián)社會共同體中占據(jù)著特權地位，因而本能地害怕變革，按照“社會主義陣營”殘缺不全的標準，他們生活得相當不錯，他們擔心會失去什么，他們知道，蘇聯(lián)制度確實有發(fā)霉的地方，但又希望霉變自動消散，或至少在他們這一代能堅持住。

對于蘇聯(lián)改革命運有決定性意義的不是總數(shù)不止100萬人的整個官僚階層的立場，而是這一階層的上層即“首長們”的立場，隨著改造的深入，官僚上層變得越來越消極，然而至今仍不清楚，他們朝這一方向的演進在多大程度上是必然的。

這一問題用另一種方式提出或許更正確：戈爾巴喬夫能否在不作過多讓步和不偏離既定目標的情況下把蘇聯(lián)精英中具有決定性作用的集團爭取到自己一邊？他們是否準備在走過“安德羅波夫階段”后繼續(xù)沿著戈爾巴喬夫確定的改革路線前進？今天未必有誰能對這個問題作出有把握的回答，但提出一些看法是可以的。

戈爾巴喬夫這一代國家領導人既保持了繼承性，同時又與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前輩有明顯的差別，他們受過良好的教育，視野比較開闊，對周圍世界的認識更符合實際，他們是繼斯大林之后掌管這個超級大國的第二代，這給他們的內(nèi)心世界和社會政治觀點留下了深刻的痕跡。

他們的前輩即十月革命時代形成的“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軍團”骨子里是世界革命的最后士兵，與“十月革命之子”不同，作為不穩(wěn)定產(chǎn)物的戈爾巴喬夫這一代人，個性方面要成熟得多，他們不可能不敏感地覺察到自己個人和團體地位的根本的兩面性，一方面，他們是執(zhí)掌大權和支配巨大資源的人；另一方面，他們只不過是高級國家官吏，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完全取決于所擔任的職務和在“官名錄”中的位置，沒有那把“官椅”你什么都不是，不能傳給孩子們?nèi)魏螙|西，他們審視周圍世界之后會發(fā)現(xiàn)，在“社會主義陣營”之外的其他國家，像他們這樣的人不管官方地位如何永遠有其自身的價值。

事到如今可以說，蘇聯(lián)這些精英代表人物地位的不可克服的兩面性，注定這一群體相當無恥而冷漠地與制度分手，不言而喻，要對改革持同情態(tài)度，他們就應當認識到自己在新制度中的應有的位置。這是有可能的，因為他們吸收了沒有反精英的蘇聯(lián)社會共同體中幾乎所有的變化因素。

事實果真如此，早在改革年代蘇聯(lián)精英的許多代表人物就極為成功地使自己在所有權權力體系中的地位發(fā)生了變換，他們依靠自己新的地位迅速從“左面”避開了改革，將改革推向了遠離“社會主義選擇”的地方。正像蘇聯(lián)這一時期的一位研究者指出的那樣，“……在黨、蘇維埃、經(jīng)濟官僚中，關注自己新地位的合法化以及改革徹底性的派別也日漸成熟”［20］。因此在后蘇聯(lián)的俄羅斯許多出身于“舊官僚”的人得以保住并鞏固了自己的社會地位，這不是偶然的。

戈爾巴喬夫非常了解這些人，這些人看風使舵、隨機應變，這在官僚中已司空見慣，他對這一點不抱幻想，但也不認為有多大意義，也許正因為如此他拒絕了認真“對付”他們的執(zhí)著建議，他不喜歡這樣做，也不認為有特別的必要；顯然，他憑直覺感到，這些人不會為“共產(chǎn)主義的光明理想”而戰(zhàn)斗，而會同任何人妥協(xié)。

最后說說蘇共黨的機關。在蘇聯(lián)“黨—國家”體制中，龐大而極具權威的蘇共黨的機關是制度的核心，是其精神的活的化身［21］。正是黨的機關認為自己就是黨，而且為此還有種種理由。戈爾巴喬夫也信奉“干部決定一切”的原則，并給予蘇共黨的機關堅持不懈的關注，但是他很快得出結論，認為不幸的根源就在這里，于是他竭力限制黨的領導人的權欲。作為總書記的戈爾巴喬夫牢牢控制著他們，以避免重演赫魯曉夫的悲慘命運。

戈爾巴喬夫雖然沒有理睬身邊一些人的執(zhí)著建議，但他最終也未放棄對“蘇聯(lián)人民先鋒隊”的管理權，盡管與“可恨的朋友”的這種密切交往——不由自主地混為一談——代價極大，但他對少數(shù)信得過的人私下里說，他看不到別的辦法，他說，狡猾的機關權勢分子各行其是，會弄出許多事來［22］，隨后他又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看法：他擔心“黨的聯(lián)邦制”會成為破壞聯(lián)盟國家的前奏［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