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領袖的責任

劉瀾：你已經(jīng)觀察到，首席執(zhí)行官們面臨巨大壓力，來自競爭對手、來自華爾街分析師、來自股東，等等。他們能夠在何種程度上發(fā)揮領導者的作用呢？

許倬云：各種領導者——公眾領袖、政治領袖、企業(yè)領袖和知識領袖——共同工作、相互影響。他們的影響有時相互增強，有時相互抵消。

預見持續(xù)不斷的變化應該是知識領袖的工作，因為政治領袖和企業(yè)領袖忙于維持政府運轉(zhuǎn)，或者賺取最大利潤。放眼未來還真不是他們的全部責任。公眾領袖本應該承擔起這個任務，但是他們并沒有接受過這方面的訓練。

知識領袖應該擔負責任。不幸的是，在美國已經(jīng)近一個世紀沒有出現(xiàn)過偉大的哲學家了。對我來說，真正偉大的知識領袖是卡爾·雅斯貝斯，一個德國人。他在活著的時候就多多少少地被孤立，直至今天他的聲音也始終未被重視。我在美國大學的同事們都埋頭研究瑣碎的話題。沒有人大聲疾呼“開辟新道路，迎接新時代”。沒有人在這

么做。

劉瀾：雅斯貝斯有什么值得我們關注的思想？

許倬云：在他1953年的著作《歷史的起源與目的》一書中，雅斯貝斯注意到：在每個偉大的文化中，一場文化崩潰會帶來一次偉大的突破，開辟他所謂的“軸心時代”（在這樣的時代中，作為這些文化關鍵假設的先驗價值被創(chuàng)造出來）。他預言，在下個世紀中，將會有一次突破，帶領我們進入科技文化的時代。他的見解在今天仍然意味深長。我們現(xiàn)在面對的危機實際上是災難前的預兆——始于啟蒙時代的現(xiàn)代社會正面臨一場文化崩潰。

然而，如果沒有知識領袖為未來指點方向，我們將缺乏遠見。幸運的是，在歐洲興起了一些公眾運動，比如環(huán)境保護。正是由于它們施加的壓力，全球變暖以及碳排放才成為緊急議題。公眾壓力迫使公眾領袖作出抉擇，而商業(yè)領袖隨后跟上。

在美國，過去的四分之一個世紀中，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席穆爾·艾森斯塔特，以及另外20來個人，我也在內(nèi)，已經(jīng)在不同的地方舉行過10~15次集會，力圖向世界指明我們從過去學到了什么，而未來應該是怎樣。

盡管這些都是學術界的重量級人物——我是其中分量最輕的——但是大眾根本不聽。

劉瀾：你們像是以前的羅馬俱樂部嗎？

許倬云：我們沒有取個名號。我們集會，然后散會。我們盡力教書育人，對公眾演講，寫書，試圖影響他人。但是你知道的，美國的大眾不讀書，企業(yè)領袖不讀書，小布什及其手下也不讀書。

劉瀾：不過奧巴馬讀書。

許倬云：是的，奧巴馬讀書。

《韓非子》與《論語》

劉瀾：如果你有機會向奧巴馬或其他的世界領袖推薦一本中文書，你會選哪本？

許倬云：《論語》。

劉瀾：不過在你的著作中，你總是提到《韓非子》。

許倬云：對。《韓非子》的作者韓非比馬基雅維利早1 700年。韓非身處大一統(tǒng)前夕的戰(zhàn)國時代，與我們今天類似?！俄n非子》對如何組織官僚機構進行了最成熟的探討，這正是我們現(xiàn)在面對的挑戰(zhàn)。他試圖說服統(tǒng)治者組織一個理性的架構來治理天下，而不是讓單一的某個人群來統(tǒng)治，不管他們是貴族、武士，還是富豪。

我們現(xiàn)在處在全球化的前夜。實際上，我們正在度過戰(zhàn)國時代的最后階段。我們需要為另一種方式做好準備。所以《韓非子》不只是有趣，而且很合時宜。我們的問題是：在全球化的時代，我們卻仍然在固守文藝復興時期的主權國家的觀念。世界相互關聯(lián)，我們應該確保它沒有邊界。到目前為止，一個真正的大一統(tǒng)的世界仍然是個夢想。對我們來說，要實現(xiàn)那個夢想將花費很長、很長的時間。然而，遙想當年，一個大一統(tǒng)的中國，在戰(zhàn)國時代也是一個很遠、很遠的夢想。

劉瀾：所以你認為在如今全球化的情境下，《韓非子》是非常適時的讀物。那你又為什么轉(zhuǎn)而推薦《論語》呢？

許倬云：因為《論語》的主題是討論人性的價值?？鬃雍退膶W生說到的人際交往原則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是關于寬容和共存的黃金法則。

劉瀾：與儒家的黃金法則不同，基督教的黃金法則是：“己之所欲，施之于人”。

許倬云：那是你站在別人的立場上，想讓他們做你喜歡的事，盡管也不錯，但是意味著你可能把你的方式強加在了別人身上。這恰恰是美國人的問題。美國人已經(jīng)領導世界很長一段時間了，但是沒有人為此心懷感激。他們的態(tài)度是：“我的方式更好。你們跟隨我?！敝袊诵欧畹氖恰凹核挥鹗┯谌恕?，這避免了將自己強加給他人，這是為了寬容的緣故。

所以基督教和儒家的兩條黃金法則非常不同：單重肯定，你是強迫對方；雙重否定，你是讓步和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