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3月20日夜，上海火車站發(fā)生了一起震動全國的刺殺案：國民黨的重要領導人宋教仁遭歹徒槍擊受重傷，兩天后不治身亡。

宋教仁早年曾同黃興、陳天華等一起發(fā)起組織反清革命團體華興會，因發(fā)動起義失敗流亡日本，不久加入中國同盟會。辛亥革命前夕，宋教仁回到國內，一面從事同盟會中部總會的籌建組織，一面擔任《民立報》主筆，以“漁父”筆名著政論，聲聞輿論界。他對腐朽反動的清政府所作的批判和對日本、俄國在東北、蒙古，以及英國在云南邊境地區(qū)侵犯中國主權的行為及帝國主義瓜分中國野心的揭露給國人留下過深刻印象。在民初政治問題上，宋雖然也對袁世凱的專制抱有警惕，但為謀求國家安全，他主張維護統(tǒng)一，以政黨內閣制來削弱總統(tǒng)權力，以防止專制局面。他一度擔任北京政府第一任內閣的農林總長，同時奔走于同盟會改組工作，成為民國初年第一大黨——國民黨的代理事長。國民黨在第一屆國會競選中獲勝與他的努力密切相關。

李大釗對黨爭，尤其對國民黨持強烈反對態(tài)度，但或許由于在統(tǒng)一御外問題上持相同觀點，他對宋教仁獨有一番好感。他稱宋教仁為“天以大任責斯人，生民利賴，曠世難遇”的“當代賢豪”。宋教仁被刺后，李大釗寫下《暗殺與群德》，表示哀悼和惋惜。

不過，李大釗的文章并非只為悼念宋教仁而發(fā)。確切說，他是借宋教仁遇刺一事來說明民國以降群德衰落的現(xiàn)象，呼吁制止暗殺之風。

一直崇尚俠義，以荊軻、高漸離為榜樣的李大釗最初對暗殺并非十分厭惡。他盛贊荊軻、張良行刺秦始皇之舉“流血五步，壯快千秋”，并認為他們的行為是當時“群德之昌”的表現(xiàn)。他同樣肯定清末革命志士吳樾、徐錫麟等刺殺清政府重臣為“開民國方興之運”之舉，是“群德將有復活之機”的表現(xiàn)。

在他看來，這些暗殺行為之所以可歌可泣，是因為行此暗殺之人是英雄，而非盜賊。英雄行暗殺是為“鋤奸誅佞”，其結果“長義俠之風”，其功勞可“比于甘露楊枝”；盜賊行暗殺，其結果是“摧賢害能，啟殘忍之端，禍乃深于洪水猛獸”。

那么，行暗殺者到底是英雄還是盜賊?也就是說，某一時代暗殺行為究竟多出自英雄還是出自盜賊呢?他的答案是：此事“實其群德有以范成之”，即是那一時代群眾道德熔鑄的結果。

他認為，宋教仁之死是出自奸人的暗殺，“死之者武士英，所以死之者群德也”。

群德為何成為宋教仁被刺的原因?“群德之衰，武賊之流，乃敢出沒于光天化日之下，以行其滔天之罪惡。群有巨憝而容之，群有彥俊而無以衛(wèi)之，乃漁父之所以死耳！”

把暗殺行于盜賊歸咎于民德衰落，這一看法大抵是受19世紀末20世紀初啟蒙思想，特別是梁啟超思想的影響。

按照傳統(tǒng)儒家思想觀念，社會上君子和小人之道互相消長，其原因在于君主是否以仁德齊家治國。所謂“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碑斁餍腥收畷r，有德之士為其所用，成為仁政的執(zhí)行者和仁德的教化者，因此這部分知識分子也成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的重要因素。而民眾則始終被視為“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的被動者。

對民德的認識同強調是從國人了解西方民主制度優(yōu)越和國力強盛與人民的權利和素質之間密切關聯(lián)開始的。嚴復首先從種族競爭、優(yōu)勝劣敗的角度提出民德、民智、民力對于富強國家的重要，從而堅持倡導教育救國。

梁啟超進而從更新人民素質，造就新型國民的考慮出發(fā)，將培養(yǎng)“合群之德”即“群德”或“公德”作為最要緊的工作。他指出，中國古代道德依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的舊倫理，重“私德”而輕“公德”，以“束身寡過主義”為“道德之中心點”，其“謬種流傳，而國民益不復知公德為何物也”。按照近代西方的“家族”、“社會”、“國家”新倫理，個人對社會和國家有不可不盡之責任和義務。他認為，這種新倫理是新型國民必須具備的人格要素。他還指出，一個人如果不對其生息于其中之群體盡責任義務，即便是做到了“束身寡過”，他仍然是有害于其群體的蠹蟲，原因是他從群體得到益處，卻不給群體以報答。梁啟超還把缺少公德看作國家衰落的重要原因：“今吾中國所以日即衰落者，豈有他哉，束身寡過之善士太多，享權利而不盡義務，人人視其所負于群者如無有焉，人雖多，曾不能為群之利，而反為群之累，夫安得不日蹙也?！?/p>

李大釗所說的“群德”雖然更近于一般意義的民德，而非梁啟超強調的“合群之德”，但從他所謂社會中容有大惡而不除，以至大德之人不能受到保護的說法來看，他說的群德之衰很大程度上正是人人缺乏責任心、義務感的表現(xiàn)。

群德衰落是導致暗殺多行于盜賊的原因，但卻不是暗殺本身得以發(fā)生的原因。在幾個月后因暗殺事件再度發(fā)生，自殺事件亦隨之而起的進一步思考中，李大釗認同了暗殺“起于政治之不良”的說法。同時，他對民國政治是否比清政府時的政治更為不良這一點持保留態(tài)度，而做出了“暗殺之所以熾盛于今日者，不良政治之余波耳”的結論。他進而指出：“不良政治基于暴力，為世間一種罪惡；暗殺手段亦基于暴力，亦為世間一種罪惡，以暴力止暴力，以罪惡除罪惡，以毒攻毒之計也?！?